2011年4月8日星期五

达尔文主义能战胜鸵鸟主义吗?


/NICO-H


WorldCat数据库由全球2.5万个图书馆的资料汇集而成,据这家世界最大的图书馆目录服务网提供的数据,全世界目前共有3200万本书。谷歌的计划是,至少将其中大部分扫描下来。2007年的一次采访中,分管图书搜索项目的谷歌美女副总裁玛丽莎梅耶说:“我认为我们能在10年内全部做完。对我来说难以置信,我们马上就要做到了!我认为谷歌图书项目就是我们的登月计划。”

这个计划说起来还真是比登天都难,原《连线》杂志前主编凯文·凯利2006年5月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就谷歌图书计划写了一篇文章《扫描这本书》,其中提到一组数据,除了这3200万本书,以及互联网诞生以来出现的1000亿个网页,人类有史以来的文明,还包括共约7.5亿篇文章、2500万首歌、5亿幅图画、50万部电影、300万个视频短片和电视节目——将其中任何一项进行数字化的尝试都类似再造一座巴别塔。谷歌创始人希望将所有现存图书扫描下来放到网上,这是个梦幻般的决定,此项计划的支持者们认为,“这项数字领域雄心勃勃的计划,就像当年麦哲伦的环球航行一样意义深远。” 但是,谷歌面临的挑战远不只这个计划本身的难度。


永不关门的图书馆


翻墙登录books.google.com,输入一个词或一句话,比如“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这次搜索能带回637个作品目录,其中包括顾城的诗歌精选集,这句话出现在书的第二页,是名为《一代人》的诗中的一句话。因为全球范围内出版商和作者们对Google图书计划的抵制,Google关闭了全文检索功能,内文只呈现“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两句话,其余相关信息都以摘录预览方式呈现,简要的读书概述、本段话出自书中哪一页、作品名称、作者、出版社、ISBN编号、页数等其他一些补充信息。

一个技术如此强大的公司最终呈现的搜索结果只是如此可怜的一些基本信息,这与谷歌在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此计划上受到的围追堵截有关。在他们为这项计划特别定制的扫描设备运行几年之后,20099月,谷歌宣布将通过与高速印刷机生产商On Demand Books【“浓咖啡印书机”(EBM的制造者合作,正式跨入印刷业务,为广大爱书人提供印书业务。

“浓咖啡印书机”是一个革命性设备,能快速为普通大众提供按需印刷服务,特别是很多处于非版权保护期的绝版图书,只要有电子文件,5分钟就能印出300页,速度非常快,而售价只要8美元。根据与On Demand Books的合作协议,谷歌将为读者供应超过200万册没有版权争议的图书,收益双方共享,每册分别可获益约一美元。谷歌这部分收入将捐献给慈善组织。

谷歌此举也不单是为了展示自己强大的实力。几年来,他们的新应用一个接着一个发布,让人眼花缭乱,从街景视图Street View到可视化新闻搜索Fast Flip以及最近刚刚发布的Buzz频繁的新产品发布让大多数竞争连招架之力都没有。但是,他们的数字图书馆计划却一直纷争不断,到处面临非法指控。一年前,谷歌历经艰难,终于与作家及出版商就集体诉讼案达成和解,但天有不测风云,尽管支持者众多,但反对者也不少,包括中国著作权人在内的世界各方纷纷跳出来表达对这项“霸王条款”的愤怒,之前的协议被叫停。纠纷主要出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如何在不损害作者利益的前提下为旧书开拓新的市场?

如何在不扼杀竞争的前提下开发新技术?

当一个公司(谷歌)在变革中遥遥领先并可能获得巨大收益时,如何保证其他相关组织的利益?

谷歌的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去年10月9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永不关门的图书馆》一文,对和解协议的被终止作出回应,但是,他在其中提出的解决方案显然是不能令图书业旧生态系统中的职业人士满意的,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新的生态系统已经被引入,游戏规则发生了变化,之前的特权机构(版权机构、图书出版社)成为横在创作者与大众之间的障碍,而不再是连接两者的中介,在这种情况下,与固守旧模式者的对话基本等于是无效对话。

若说谷歌与On Demand Books的合作真有什么意图的话,也许就是希望用这种谁都挑不出刺的“合法”行动来向反对者们传达一个信息:“谷歌数字图书馆计划并不是一次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互联网技术发展所必然导致的结果,一个已经发生在我们的世界,不可能再被取消的事件。”



适者生存


并不是只有谷歌在做图书数字化这件事,亚马逊已将数十万本在售图书数码化,允许用户搜索原文;卡内基梅隆正在主持一个叫大学图书馆的计划,迄今为止也扫描了近200万本图书;由雅虎、微软和几家大图书馆组成的开放内容联盟(OCA),也在扫描图书;做同样事情的包括其他许多类似但规模小一些的项目。

然而,只有谷歌是以相称于其公司哲学——组织全球信息,使之便于取得和使用——的规模在运作这个计划。部分是由于这种野心,令这家已有大约3万名雇员,市值近2000亿美元的公司成为众矢之的。

2005年,美国出版业和版权持有者提起诉讼,声称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将图书数字化并允许用户部分使用的行为违反了版权法。后来经过长期谈判,谷歌和相关各方达成了和解协议,但是反对呼声没有停止,在欧盟、以及谷歌竞争对手微软、亚马逊表示强烈反对后,美国版权局高层也提出了反对意见。

对大多数普通作者而言,这项和解其实好处多多,尤其是那些销量只有几百册或几千册的图书,还有绝版书,只要能找到版权持有者,Google按每本60美元支付使用费,并与作者和出版商分享未来的收益(作者和出版商能拿到63%的利润),更重要的是,数百万本处于版权保护期、但已绝版或很难再找到的书将重新获得找到读者的机会。搜索相关信息的人将从Google这里知道这些书的存在,能够在线阅读部分内容。图书搜索系统即刻提供能找到全文的图书馆链接或是零售商链接——如果他们真的有这本书的话,搜索者说不定还能买到一本。那些不想参与该计划的版权持有者,可以选择退出。

大多数作家都认为这个结果还算令人满意。

关于谷歌两位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如何在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研究生院相识,并发明出一系列美妙搜索软件的故事,已成为硅谷口头传说的一部分。这个故事中并不那么广为人知的部分是,布林和佩奇当时都为斯坦福大学的数字图书馆技术项目工作。“当时,计算机科学系有种看法,认为把知识存放在死树(dead tree,即纸张)上是过时的,而把它们变成可查找的数码格式是一种追求,某一天必将成为现实。”佩奇和布林当时的导师、斯坦福大学教授特里·温诺格拉德说。

1998年,创立谷歌之后的佩奇和拉里又想起当年那个计划,与当年不同的是,他们现在想的是如何才能将图书内容收入自己公司的数据库。特别是佩奇,他希望将所有的书籍都放到网上;用一台扫描仪和一个自动翻页装置,他在自己的办公室成立了实验室。

谷歌对搜索的全面性和综合性一直很在意,但这两个永不满足又满脑子天才念头的创始人希望能再向前来一次飞跃。“全面性和综合性不是全部,搜索最重要的是能获得真正高质量的信息。我们拥有人类数千年的知识积累,质量最高的知识都被收藏在书里。如果搜索结果不包括这些——这是多么大的遗漏啊。”布林在一次采访中说。

就像玛丽莎梅耶所说:“谷歌为人们提供了获得世界上所有知识的渠道,我们因此而知名,如果能为用户找到获得图书内容的途径,我们将得到更高质量和更可信赖的信息。我们将在食物链中晋级。”

2002年,谷歌低调地向几家主要大学的图书馆提出建议,希望能将后者的全部藏书免费进行数字化,并向图书馆提供每本书的电子版。在数码时代,作为知识前沿阵地的大学图书馆也早已认识到了将图书馆中的资料数码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数码化图书既可以方便查阅,也是对收藏手段的完善,何乐而不为?

20047月,谷歌首先与密歇根大学的图书馆开始了小规模实验计划。实验进行得很顺利,扫描速度越来越快,产量一直在翻倍。照这个速度进行,密歇根大学图书馆的700万册藏书,谷歌能在约6年内扫描完。

20071月,就未来的出版业走向这个话题,谷歌在纽约公立图书馆召开了一次会议大约有400人参加,大多是出版业主管和代理人。在那次会议上,绝大部分与会者都阴郁地意识到,本行业在快速变化的数码时代采取的是鸵鸟政策,从业者主要有两种反应,不思进取或是恐慌。他们倒都想到并尝试用电子格式销售图书,但效果令人失望,而现在,谷歌出现了,要征服这块原本属于他们的领地。这次会议最后,现场屏幕上出现了一句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对变化反应最快的

一向善于在废墟中寻找机会的谷歌现在成了守门人,他们能接触到传统出版业从业者接触不到的读者,而读者也能通过他们找到自己想要的图书。对任何人而言,用搜索引擎来营销图书都是一个合情合理的结果。问题是,即将被摧毁的旧体系从业者该怎么办?

20051019日,几个主要出版商,包括Simon & Schusterthe Penguin GroupMcGraw Hill——都是谷歌图书搜索计划的合作者——起诉了这家公司,企图停止这项计划。出版商不反对谷歌帮助他们卖新书,但是他们声称此计划的图书馆部分是违法的。他们宣称谷歌“大规模、全方位、有系统地复制仍处于版权保护期的所有图书”,侵犯了出版商的权益,他们要求谷歌停止进一步的拷贝,销毁谷歌图书馆计划已扫描的所有未经授权的版权作品。美国作家协会也在同时提出诉讼。

些作者和出版商从谷歌的计划里看到的是邪恶而不是天才。美国作家协会和五大出版公司的意见很简单:为什么谷歌不把它的广告收入(如果有的话)分给那些版权所有者?为什么谷歌在扫描任何书之前都不用经过版权所有者的同意?

这些出版商过去是,现在也是谷歌图书搜索计划的忠实搭档。他们仍然希望谷歌能扫描他们在印的图书,搜索引擎是读者的探索工具,能够搜索到图书的扫描版本对出版商是有利的。那些获得美国出版商协会支持的出版商陷入两难:他们在支持谷歌图书搜索计划的同时又不得不反对它。


遭遇围剿


进入数码时代之后,经历崎岖发展道路的美国版权法遭遇越来越多的尴尬和棘手场面。司法认定的核心是,谷歌的本意是要扫描数百万册受版权保护的图书,却不准备向版权所有者付钱或获得许可。所有书籍中约20%是处于公有领域的,其中包括那些从来没有版权的书,如政府出版物及版权期已终止的作品,如《白鲸》。约10%的书受版权保护且可购买到——主要是通过出版社这一渠道,其中有许多书谷歌已与出版社达成协议,允许他们扫描并展示作品的部分内容。

还有大量的书属于第三种情况:仍受版权保护或状况不明,但已绝版。这部分书籍是谷歌和出版商冲突的核心。Google全文扫描这些书,但只在网络上提供“片段”以供搜索和查阅(搜索结果只出现搜索条目和它前后大约20)。版权法从未禁止过一本受保护作品被部分“复制”;长期以来,学者和记者们都可凭正当使用原则来引用受版权保护的素材。出现在谷歌图书网站的大量版权资料从正当使用的角度来说,是合法的。

然而,原告们声称,复制全文这一行为就意味着侵权,即使用户只能看到部分内容。“他们正未经许可逐字扫描上百万册受版权保护的图书,”谷歌做的事对他们而言非常有利可图,他们应该为此付钱。能帮助图书销售这一理由并不充分。如果你为一本书拍了一部电影,那可能会刺激销量,但这也不意味着你不用得到许可。谷歌应该掏钱。我们在互联网上应该找到提高这些东西价值的方法,但谷歌现在把这些书放到那里的价值是零。”美国作家协会掌门保罗·艾肯说。

谷歌坚持对这些版权著作的使用是“变革性”的:谷歌的数据库将一本书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产品。按国内网络观察家洪波的说法,“如果图书都这样被数字化了,当我们需要焚书坑儒的时候,我们拿什么来焚?而且岂不是焚也白焚?

使用正当与否的关键是这种从实体向虚拟的转变,谷歌复制了书中的所有内容,对原告出版商和作者们来说,听上去的确是有点不正当的意味,但目前情况却是,谷歌的行动已经超出了传统规范的领域,从本质上来说,保护旧版权体系的法律无法判定谷歌违法与否。

由于版权法的不透明,以及1998年美国法案规定的延伸保护,人们根本就不清楚到底有哪些书仍处于版权期。在作者去世或出版商倒闭之后,版权状况就更加不明朗。斯坦福大学图书馆以1964年为限画了条线,禁止谷歌扫描之后的大多数作品。

其他几家合作图书馆也对事态发展不尽满意。那些收藏绝版图书的非赢利机构,是作为一项公益事业来建立自己的收藏库的。谷歌将图书数码化的目的却没那么纯粹,这些公共财富将为这家私营公司牟利。当然,作为回报,谷歌捐助1.25亿美元建立了一个非赢利的图书版权档案,给每个公共和大学图书馆安装一台终端机。但是这些机器不能下载或打印文本。图书馆如果想全权使用谷歌图书搜索计划的内容,将不得不付费获得权限,每次下载也一样要付费。这就是说,已拥有最丰富收藏的图书馆也将成为向他们的用户提供谷歌服务的人。

哈佛是谷歌最初的合作者之一,但是哈佛图书馆馆长、数字计划的狂热支持者罗伯特·达恩顿(他的著作包括广为人知的《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也决定停止向谷歌提供版权图书。就像他写的:“将藏书数字化,以不能方便大众获得知识的方式售卖产品……把互联网变成了私有化公共领域知识的工具。”

哈佛、斯坦福和牛津已禁止谷歌再扫描其收藏图书中受版权保护的作品,扫描的范围如今只限于那些处于公有领域的书籍。还有的图书馆在继续自己与谷歌的全面合作,并对达恩顿的立场持批评态度。


谷歌真的能保持“不作恶”吗?


谷歌负责扫描图书馆藏书计划的工程总监丹·克兰西拒绝透露他们在图书计划上的开支,但通过2005年微软的一项计划,我们能作出大致推算。微软当时宣布,他们将耗资250万美元扫描收藏在不列颠图书馆的一万本非版权期图书。这样算下来,扫描3200万本书将耗资8亿美元,对这家市值近2000亿的公司来说,是一笔庞大但算不上奢侈的花销。

但真正的挑战并不是扫描,而是如何在一本书中找出确实有趣的人和事。“如何对网站进行分级是我们的搜索中最重要的部分——看有多少其他网站用链接的方式指向目标网站。但是,图书不是网络的组成部分,这里就存在巨大的挑战,即如何把握图书之间的关联性。” 丹·克兰西说。

不过,基本搜索规则仍然是有效的。搜索《黑暗的心》立刻就能指向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这几个字都很普通,但搜索过程并不像听上去那么简单,就像克兰西说的:“如果你搜索‘黑暗的心’,我们必须知道你要找的是小说,而不是一本关于心脏病手术照明条件的书。那么,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做的就是在分级时让某些词比另一些词更重要。标题可能比内容更说明问题,所以我们会加重标题的分量。你也能看到其他人搜索过什么,所以如果每个人搜索‘黑暗的心’都点击了小说,我们能计算出你可能的意图。”

分级搜索最重要的数据可能来自谷歌数据库中指向具体某本书的网页链接。(比如,如果在图书搜索网站关于短语‘克林顿自传’的链接将用户带到了《我的生活》这本书,那么使用同样搜索词的用户有很高的概率是希望得到相同的结果)。“我们刚刚开始,我们需要将这些书网络化,我们需要人们来帮助我们做这些事。” 克兰西说。

除了英语图书,谷歌数据库中还包含许多其他语言的书,但现在这些书必须能用原文搜索。在这个公司的网站上,现在已经有一个简陋的翻译功能,这个功能以后某一天可能被强化,用户通过一个按钮就能用另一种语言获得书中的内容。“就民主化问题来说,人们希望获得信息,”克兰西说。在阿拉伯世界,每年只有很少的书能被翻译成本地语言。可以查阅并使用世界其他地方的书,将带来强有力的效果。“我们谈的是一个世界性的数码图书馆,我希望这个世界能越来越好,所以还需要时间,到那时,任何坐在一台终端前的人都能轻易获得全世界的信息。”

这种救世主即将降临的言论不能掩盖谷歌图书搜索的核心目的:这是一门生意。谷歌曾保证不会在图书搜索的页面旁展示广告,但是在搜索结果旁,这家公司的的确确在卖广告:将链接指向出版商图书。谷歌在图书项目中赚钱的取向目前看来并不明显,但这家公司总是能从最初看上去根本不赚钱的风险项目中赚到大把的钱,这也是举世皆知的。

谷歌到底在建一个什么样的图书馆?它肯定大得惊人。谷歌声称用户现在能全文搜索大约700万本书。但有报告说,这个网站现已收藏1000万本书。用不了多久,他们的收藏将超过不列颠图书馆的1380万卷图书,而后者收藏这么多书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最终,他们会把我们这个星球上所有图书馆中3200万种藏书收入囊中。

但不同于这些数量巨大、被禁锢在大建筑物中的实体图书,谷歌是无处不在的。

谈到目前谷歌遭遇的困境,美国出版人协会主席帕特·施罗德说:“本质上来说,这是一个商业交易,找到办法解决它,这件事会结束的。谷歌将获得这些版权,并和版权持有者达成交易。”美国作家协会担心的是谷歌网站上的非法拷贝会泄露给公众,所以这个组织在安全措施问题上会坚守立场(悲哀的是,对作者和出版商们来说,对他们作品的需求从来没有强烈到会产生严重的盗版问题)。至于从网站获得的收益,谷歌同意与出版商分享收入;出版商将按他们的书被查看的次数得到酬金。谷歌可以选择用现金或广告交换来进行支付。

但是一个对当事各方有利的协议却不一定对公众有利。斯坦福法律学院的教授、以CC协议在互联网上出版《自由文化》一书的劳伦斯·莱斯格说:“按互联网速度进行的商业行为不会花几年时间来等待诉讼被解决。谷歌应该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得到许可并重新开始扫描所有图书馆中的版权资料,对出版商而言,如果谷歌给了他们想要的一切,这就产生了一个实用先例。如果不是一个合法判例,那么没有他们的准许就没人有权扫描这些资料。他们就赢了。问题是,即使达成对谷歌和出版商都有利的协议,对其他任何人来说,却是个坏消息。”

“如果谷歌对出版业说,我们会付钱。那意味着每个想进入该领域的人都必须说,我们会付钱。出版业会比法律赋予他们的获得更多,因为谷歌需要在这个案子里占据主动。而和解将为这个领域的新加入者设置巨大的障碍。”莱斯格说。

换言之,如果达成和解,将把谷歌与竞争者们隔离开,因为这家公司已证明自己在搜索领域独一无二的地位。如果谷歌与出版业的纠纷解决了,就会为这个市场的后来者设置巨大障碍,根本不会产生竞争。最大的危险就在这里。

谷歌非正式的公司座右铭“不作恶”很容易遭到嘲笑,但谷歌图书搜索计划的确不邪恶,虽然,它也并不高尚。谷歌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开发出了极好的产品;从道德角度评判这家公司的行为是愚蠢的。它的股东们无疑不会这么做。

正为自己在新时代能存活下来而奋斗的出版商和作家们,最好也不要将他们和谷歌间的冲突描绘为正义与邪恶之争。

在这场纷争中,几家主要的出版商都既是谷歌的合作者,又是敌对者,之所以如此,深层原因是,在这个已数码化的世界,他们孤注一掷,希望能把握住目前还握在手中的筹码。

与这些奉行鸵鸟主义的出版商相比,毫无疑问,谷歌能为这些书带来更多关注。

但如何解决来自各方的担忧呢?面对谷歌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谁能保证未来它不会失控?而且,就图书计划的许多方面来说,它做也不尽如人意,图书分类的业余和马虎就令很多严谨的学人怒不可遏、忧心忡忡。面对自己身处其中的这个飞速变化、但前路茫茫的世界,他们担忧地发出质疑:“这个庞然大物还会继续吗?它还应该继续吗?”

有机未来?

——或2+2为什么等于苹果或李子或香蕉?



1994年,《连线》杂志编辑凯文·凯利出版了一本涉猎庞杂、对之后的互联网发展极具预言性的书《失控》,他在其中提出了一个简单到白痴都能回答的问题,2+2=?

不等于4,凯利给出的答案出人意料:

2+2=苹果!

为什么是苹果?凯利这么说并不是要哗众取宠,他所说的其实是一种关于分布式集群有机体的纯技术的理性解释。在这种分布式集群有机体中,日常的普通因果关系不再起作用,2+2不等于4,甚至也不等于5。2+2可以等于任何我们已知的事物。

这就类似于你通过研究单个蚂蚁或蜜蜂永远也不能理解蜂巢和蚁穴中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复杂合作与共生关系一般,作为一个集群有机体,蚁穴中井井有条的日常工作并不是由某只单个的蚂蚁控制的,而是有一只无形的手,从大量愚笨的蚂蚁成员中突显出来,控制着整个群体,创造出了一个能组织并实现各种复杂行动的活的系统!这个系统所蕴含的能量将不是成员数量的简单叠加,而是呈指数级增长,并最终成为某种最出人意料的东西。

这就像是英国女诗人布朗宁曾在诗中所吟唱的:


而我不知道,除此[音乐]之外,人类还能拥有什么更好的天赋

因为从三个音阶中他所构造出的,不是第四个音阶,而是星辰。


如果把蚂蚁或蜜蜂替换成具备高智商的人呢,会出现什么情况?

通讯科技的发展已使人与人之间互相联系的成本降到了几乎为零,信息获得了病毒式传播的速度,而组织集体行动的障碍也大大减小,一个由互联网串联的全球性社区已具备了存在的可能。容我畅想一下:在未来某一天,国家将会消失,经济和文化壁垒将不复存在,人类社会将划分为不同的阶层,但等级观念将进入历史,嗯,为了沟通成本最小化,所有人都将使用同一种语言,以及——共用一个可随时检索任何资料的世界性图书馆。

这个图书馆会标着谷歌的LOGO吗?或者,像一些互联网作家已经提出的概念——那时的地球已真的被命名为谷歌星球?

分布式、非线性的思维将把我们带向乌托邦还是《骇客帝国》中那个地狱般的母体,这个问题就先留给大家做自由联想,我们还是先回到现实世界,看看正在发生的事情吧,因为作为身处目前巨变中的一员,我们不能像落单的蜜蜂或蚂蚁般浑浑噩噩,以为自己的太平日子还会这么一成不变地继续下去,直到有一天突然醒悟了,才发现自己已经被遗弃在废墟之中。

类似资本主义初期的原始资本积累一样,新的圈地运动正在互联网世界之中如火如荼、兵不血刃地进行中,而且这个运动早已从虚拟世界蔓延出来,旧的政治体系、文化体系、经济体系正在这场风暴之中飘摇而去,新世界的根基正徐徐在世人面前升起。

蜂群已经起飞,前往某个未知的角落建立新的蜂巢,所有的个体都将被卷入其中,而在这个混乱的过渡时期,一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在很多人心头萦绕,人们面临两个选择,是采取鸵鸟政策,拒绝对变化作出回应,留守即将被废弃的旧巢穴?还是加入冒险小分队,勇敢地去探索未知的未来?

还有一个典故,有助于我们了解这场巨变。

15世纪中叶,约翰·古登堡发明活字印刷之后,之前被认为是高尚职业、只有少数被挑选出的精英从事的誊写工作被取代了。在《未来是湿的here comes everyone》中,互联网思想家克莱·舍基得出的结论说,活字印刷造成了众多深远影响,包括促成了马丁·路德抗议天主教会言论的迅速流传,间接催生了后来的新教改革。欧洲的智力景观也因此获得新生。

但是,就像舍基说的,革命不会是一个从a到b的有序过渡,技术革新尽管会让人觉得即将迎来一个更加快乐美好的未来,但是,前往这个美丽的未来是要付出代价的。在采用印刷机后的100年里,它所摧毁的要比它补救的多。

类似的情况在经济、政治等领域不断出现,以至于有人发明了一个专门的术语,“颠覆性创新”(或者破坏性创造)。具体到印刷机的颠覆性创造所带来的后果,就是随后的欧洲陷入了智力与政治的混乱,这一时期直到17世纪才告结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谷歌数字图书馆计划恰好完美地映射出这场巨型风暴的各个面向。我们正身处一场威力前所未见的颠覆性创造中,谷歌是这场风暴的肇始者、参与者之一。2004年10月推出的数字图书馆计划孕育这个计划的谷歌公司以谷歌公司作象征的覆盖全球、作为人类中枢系统延伸的互联网——噢,互联网是一个充满生命的空间!未来是湿的!——代表着一种先进生产力,必然将破坏并摧毁旧世界。类似于印刷机和纺织机的出现把誊写者和手工纺织工人淘汰出市场一样,保护既有利益的鸵鸟主义并不是可取之道,信息产业的适者生存斗争已经从无论空间还是时间上拉长了自己的战线,我们已经见证了音乐工业在短短几年时间之内从顽固抵抗到溃不成军,最后几乎全军覆没的惨状。图书产业也会重蹈音乐产业的覆辙吗?更进一步地,所有能够被互联网这一新的媒介载体收纳的旧媒介——报纸、广播、电视——是否都将迎来末日?

构成目前这个我们已知的、熟悉的世界的其他部分呢,将有什么样的未来在前面等候我们?

当XX遭遇互联网


——关于未来的一些畅想&有些看上去不坏的事确实已经发生了



Nico-H



互联网时代的XXX,这个公式可以放在很多领域去探讨一下,政治、经济、文化,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互联网的影响。大家在享受互联网带来的前所未有的便利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被)改变了很多,而身在巨变之中,就像鱼在水中,很多人却意识不到周围环境和自己的生活方式已经被改变了。为什么意识不到改变呢?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对此有过很精辟的观点,这里就不做赘述了。

当然,也有不少人早早就感受到了冲击和危机,开始寻求改变,以应对这种普世的、空前的不确定感

一个名副其实未来永远未知的时代。全世界各国的社会体制结构都正在经历地震、海啸板块大挪移——形象说,想想《2012》里天塌地陷的场面。随之而来的是社会普遍心理层面上安全感的缺失和茫然无措如果说一个时代的文艺作品是这个时代人们普遍心理特征的具体化呈现,那么,《2012》这部虽然bug一大堆却能引起广泛讨论的商业大片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XX遭遇互联网,这简直是个话题宝库。从大家讨论最多受影响也最突出的传统媒体行业来说,以下几件事都是最近发生的,很有参考价值:


1.蓝弩是个读书类微博网站,前两天刚刚组织网友在上海季风书园做了个主题讨论会:网络时代的阅读。现场据说讨论得超级热烈,大家似乎都有话要说,因为这是关乎每个人的事,虽然讨论并没有对阅读的未来给出一个确定的模式,但获得基本认同的观点是,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面对这些问题,每个人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很有人本主义的意味。 (可以去这里围观http://www.douban.com/event/11303245/


2.刚刚过去的法兰克福书展上,出版和书商们表现出来的焦虑和不安让人印象深刻,而巨无霸Google公司的参与更是令很多传统图书业的人如临大敌Google公司的google books计划简直让世界乱成一锅粥,大家不能说Google做错了,但很多人对他们这么做就是感觉不对头,于是举起版权保护这个招牌来攻击google,认为他们践踏了版权法。但就像美国哥伦比亚法律学院的教授简·金斯伯格就google图书计划所说的:“Google正在做的不能算是一种对著作的正当使用,但这种情况的确是超出了传统规范的范畴。


3.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不久前遇到的某杂志社发行人说想让自己集团旗下的几本杂志转型,我们想做个独立实体杂志的网站,如果这条路证明可行,未来两年我们甚至会考虑把实体杂志停掉,将大部分资金都投到网站和电子杂志上。你能给我们提点建议吗?说实话,我不知道怎么给他提这个建议。很多年前就不再为纸媒写文章的著名博客Keso(洪波)曾对我说:“传统媒体的人去做网站,不论他们是去做内容,还是去做营销,都需要一段时间适应这个新载体。”言下之意,转换思路才是重点,如果还是以惯有思路来操持纸媒的网络化,肯定死路一条。


目前对传统媒体有利的一点是很多相关行业(比如广告、公关公司、发行商)还在用传统的思路经营,但他们不可能不觉察到变化,之所以继续在纸媒上投广告,或者作为第三方提供发行服务共享利润,更多是出于一种惯性,毕竟大家都是水里的鱼,谁比谁都先知先觉不了多少。但是,特别对广告客户方而言,现实情况是,他们的确已经有了更多的选择,去通过不同的渠道和载体来投放广告。更进一步的,对品牌而言,他们如今能更方便地接触到自己的消费者和客户,完全可以绕过杂志、报纸、广告公司这样的中间人。

随着带宽提速,网络普及,品牌对纸质媒体、广告公司的依赖迟早会消失那些市场化运作、主要靠广告和发行量获得收入的纸媒体将失去最大的利润来源,到时候他们该怎么支付巨额的运营成本呢?

《南方周末》刊登过一篇文章,《全民动员拯救美国报业》,说事实上很多读者还是需要深度调查性报道的,为了让承载严肃、深入、客观报道的媒体继续存在下去,有人想出一个解决办法,报纸变成非营利机构,让各种基金会来注资,像办慈善那样来办报纸。

如果这个方案可行,那也只能是惠及一小部分传统媒体。更多的媒体将必然面临转型,其中一部分媒体也许将成为品牌企业提供服务的机构,他们的功能部分重合于目前的广告公司、公关公司、咨询公司——不过谁知道呢,未来处于这个链条上的各个机构和组织的职能划分也许将完全不同于现在,各种新型的职业将不断出现,直到形成一种全新的社会体系和产业结构。

一部分媒体可能会转型,开始深度涉入品牌和企业的日常工作,这个趋势已在很多时尚类杂志上出现了,这些杂志的文章很少或几乎没有自己作为媒体的独立立场,软文和公关稿满天飞,还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它们是伪装成媒体的广告册和企业黄页,读者成为被劫持者和被洗脑者。这种情况是持续不了多久的,读者们不可能永远被蒙在鼓里,这些杂志与其这样挂羊头卖狗肉,还不如直接转型,利用自己善于整合资源、发现潮流趋势的优势去做品牌形象策划,或者提供营销、管理方面的咨询意见呢。这样还更有职业道德一些。

还有一种可能是,几个超级巨无霸将统治未来的媒体行业,它们或者是花纳税人的钱、通过政府财政拨款的方式来解决运营成本等费用;或者由非营利基金注资;或者像Google那样,通过非核心业务来获得利润,维持运转——这些媒体巨无霸可能类似今天的路透、法新、美联,未来的大部分新闻采集与报道由它们完成;而博客、播客和普通公民记者、芸芸网络使用者将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对这些通讯社提供的新闻是否公正客观进行批判就某个新闻做深度评论,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做推荐或转载;具备专业背景的公民记者会受雇于一些机构来完成另外一部分特别指派的报道任务;突发事件现场或被网络整合起来的普通人将能通过视频、图片、文字分享的方式进一步将新闻变得多元和全面——结果是,伴随互联网带来的高效传播,职业新闻写作将更注重对事实的忠实描述,同一新闻事件将不会像现在这样由不同媒体派记者去做重复报道,重复的新闻不会再出现在不同的纸质媒体上(大量森林树木将因此而免遭涂炭);运输、发行等环节带来的能源浪费也将不复存在;网络用户以零成本的方式最高效、最大范围的传播和制造信息;媒体将真正服务于公众……新闻消费将成为一种以不同新闻源做原点的不断扩展、相互交叉互动的网状结构,就像雨点落在水中那样,形成不间断地此起彼伏的涟漪。

而与水中涟漪的不同之处在于,互联网上的涟漪不会消失和平复,它将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以或密集或稀疏的波纹不停歇地蔓延下去。世界将变得更加喧嚣,但绝不会让人感觉无聊。每个人都将保持并自豪于自己的独特性。

从传统媒体这个产业扩展开去,事实上,在互联网急速发展、普及的时代,所有旧的商业模式都处于同样的险境。有段时间,我总是向人推荐《线车宣言》(中文版的名字是《市场就是谈话》),这本1999年出版的书有一个副标题:传统商业的末日。它宣称:旧的商业模式已经死亡,企业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互联网带来的商业革命,这场革命的真正作用并非所谓的削减交易成本,而是使谈话、使人的需求重新成为商业的核心。

《线车宣言》在10年之前就告诉人们,一场基于互联网的宏大的全球性对话已经开始,旧有的等级、制度、层级构架将被颠覆,在未来的世界里,具备空前自主性和掌握着空前主动权的消费者、用户、公司员工将摆脱旧有体制带来的束缚,释放出更大的能量。

这本书的几位联合作者作为消费者、作为工人——作为活生生的人,而不再是抽象的统计数据——向企业主和控制狂们宣布:我们对信息的遥控深恶痛绝。为什么我们得用语焉不详的年度报告和第三手的市场研究论文来彼此推介呢?你们是被邀请来的,这是我们的社会。在门前脱下你们的鞋子吧。如果你想和我们做交易,就别摆架子!

我们无法用怀疑的心思聚在一起。这句话讲得真妙。就此而言,我们还是应该对未来世界抱有渴望和幻想的,因为,这个未来将不再由掌权者、精英和老大哥所把控,而是由普通人创造、构筑和维护,在这个未来世界中,不管是传送信息、观点、看法、异见争论或幽默旁见,人类之音都是开放、自然、且未曾计划的。每个人都将成为站在舞台中央的主角。

是的,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实的确有太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了,在我们这个国度,我们正在被自杀、被捐款、被代表、被自愿、被失踪、被就业、被开心、被小康——我们正在被异化——当然,我并不是自我暗示或暗示大家要逃避现实,而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有些看上去不坏的事确实已经发生了,而且不能轻易被delete

我们正在醒来,我们彼此相联。我们观望。但不再等待。

未来我们住什么?


/NICO-H

犹太建筑师丹尼尔·里伯斯金曾说过:建筑是唯一需要相信未来的专业,你可以做一个悲观的将军、政治家或是经济学家,一个忧郁的音乐家,一个阴暗的画家,但建筑师应该狂喜地盼望着美好的未来。

最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在包括北京在内的很多大城市看到了不少由国内外建筑师设计的或突兀耸立、或艳惊四座、或争议不断的建筑作品,而随着上海世博会的日益临近,各国建设的形态各异的主题馆更是让人们对未来建筑的可能形态有了诸多联想。

未来我们住什么?听三位中国建筑界风头人物给我们讲述他们心目中的未来建筑形态。



马岩松

建筑不可能全球化


如今,人们几乎可以模拟所有的东西,各种稀奇古怪的形态、千变万化的材料、和各种不可能所做的抗争,似乎一夜之间没什么做不到的事情了。当我就这个主题采访中国新锐建筑师马岩松时,问了他一个问题,巴别塔或者是作为象征的巴别塔,有没有可能在很短的未来实现?那有什么难的,想盖就能盖。”刚刚在自己位于胡同深处的办公室和几个外国人开完会的马岩松说。这是一个分成两大块的开放办公空间,工作人员都是年轻面孔,轻松随意,甚至有人脱了鞋盘腿坐在椅子上,和同事一边分吃一个橘子,一遍讨论工作。里面也有不少外国的设计师,正在用电脑做模拟建筑模型。

马岩松和他的建筑事务所MAD前不久刚为重庆市设计了一座高385米的摩天楼“城市森林”,在这个项目中,马岩松实践了自己设想出的“超密度自然”的概念——“这个概念是我想出来的”,他快速补充了一句,神态就像一个孩子想出了老师提出的问题,高高地举起手,喜悦和骄傲在他的眼中一闪而过。这是他们继多伦多Abosulte Tower,天津中钢大厦之后中标的第三座超高层建筑

我觉得对人来讲,不能没有梦想,古今中外,有人的地方就有梦想。这种梦想是让你能够接近未来、创造未来的动力。”今年34岁、崇尚自我表达的马岩松说。

曾师从传奇建筑师扎哈·哈迪德的马岩松是一个锐气十足的人,从一开始的鱼缸设计到后来内蒙古鄂尔多斯博物馆,再到被很多人称为“梦露大厦”的多伦多Abosulte Tower和如今的“城市森林”,一路走来的马岩松用一种另类的方式阐释着自己的中国情结。

的确,传统的建筑形态可以模仿,但是有一件东西永远不能模仿,那就是人心,人的灵魂。建筑和它们息息相关。“我们生于建筑,死于建筑。真正的建筑来自内心,而不是学识不是来自书本和理论。真正的建筑是那种我们可以去触碰的真实,一扇门、一扇窗、门槛、床,这些平常的物件丹尼尔·里伯斯金的这段话在马岩松身上有所应验,而这正是让我感到惊异的地方。因为马岩松有出国留学的经历,所以我很想知道在建筑领域之外对他影响巨大的人有哪些?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他的那种流动的、不规则形状的建筑令我联想到仿生学和形态学等概念,但我得到的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他做出努力思考的样子,之后冲我摇了摇头。

那么,随着信息产业的发展,如今的人们不论是文化心理还是社会心理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政治体系、经济体系都受到了互联网文化的深刻影响,这种趋势体现在建筑中,会带来哪些方面的变化呢?想过这些问题吗?

这一次,他点点头:“如今,媒体带来全球化,你很快能知道世界另一端发生的事情,好像都是在身边发生的,似乎全球变得一样了。但具体到建筑上,有一个矛盾,建筑可能还是很local很地方化的建筑里面有一个community,因为你的社会关系在这里,所以建筑总是很local的,因为人的心理是不可能达到真正国际化的。通讯即使再便利,也不可能构成一个人真正的生活,人需要真正的生活。所以将来中国人口就是达到全世界90%,生活条件已经很糟糕了,也不可能全移民到非洲或什么地方去不可能说全地球的人口密度都达到一样,这是不现实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有文化和社会的东西把人凝聚到一起了,这是人的本性决定的。

为什么建筑不能达到一个真正的全球化可能看起来房子是一样的,但房子里人的生活是不同的,里面的人的精神是不一样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建筑不是视觉这一方面。一个建筑从外面看可能是一个宇宙飞船的样子,跟西方不搭边、跟中国也不搭边,那你只能说它是未来的,但是在这个建筑里面,你还是能让它有传统的价值观,这东西是很神奇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文明能到了未来,而有些文明到不了未来。因为有些精神的东西是牢牢在人的身体里的,而形式的东西会慢慢改变、革新以前盖房子用木头,而今天是砖、混凝土、钢铁,再下来不知道是什么了,这都无所谓。也许到有一天,所有的材料都可以用,不一定某一种是最好的,但关键是,你精神是什么?未来的建筑无关材料。

马岩松和他的MAD工作室2006年参加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作品名字叫“北京2050”,此作品由3个部分组成,一个是公共空间,天安门广场变成了森林公园;一个是高密度城区,CBD区上空的浮游之岛;一个是传统建筑部分,胡同,他们在里面设计、安插了不少很有后现代色彩、具备功能性的流体形泡泡。

在做这个项目时,全中国当时都在谈奥运会,“感觉奥运会是世界末日一样奥运会完事之后好像都不知道该干嘛了”带着一种叛逆的情绪,马岩松和自己的团队决定玩点不一样的,“我们就不谈奥运会,我们谈2050年。2050感觉是很久之后了,但也不是科幻片那样特远的未来,我还基本能活到那个时候。今天的东西很多还在,但也会有很多新的、意想不到的东西,我们做的这个项目,等于是把很多新的东西加到现在的北京里面。

现在再看他们当时的设计,除了反叛情绪,还有浓浓的人本主义情结蕴含其中,不管这种人本主义的情结能不能经得起推敲、有没有实现的可能,起码,年轻气盛的MAD团队对未来城市的可能形态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一个同样也是70后的人看到马岩松他们那个展览计划之后,将这个计划中胡同的部分拿过来变成了现实,对北兵马司胡同32做了重新改造,在其中加建了一个泡泡。但那个小院子并不是照马岩松最初设想来改造的,他最初的设想是:“保护老城市,重要的是保护那里的生活,建筑是次于人的,人的生活比建筑重要。

现在的北兵马司胡同32更像是个小会所,里面摆了一些老家具,还有人去那里喝红酒。马岩松对这次改造持保留态度,但同时他也认为,起码这算个开始,人们可能会看到他的这个方案的现实模板,来讨论这种可能性。

马岩松和MAD团队在畅想未来时并没有抛弃中国人传统的文化心理,就像他所说:“我尊重传统,比如中国人对自然的看法,这种精神的东西我觉得应该一直延续下去,甚至出现在大城市里、出现在摩天楼里,出现在一般的住宅里,但怎么出现呢?精神是一种很抽象的东西,你需要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达它,仅仅是延续它的形态和视觉的东西,是没用的。

回到巴别塔的问题,是的,今天的人完全有能力建成巴别塔,但是一个有梦想的人首先必须是一个有正确的价值观和判断力的人,这也是马岩松在谈话结束时和我强调的:“今天我可以做到很多事,我可以发明原子弹,但我要不要点了它?好的事,今天的中国人有梦想了,但我觉得判断力很重要,我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我觉得是和有梦想同等重要的事。一个没有梦想的人也不会对世界造成伤害,但是有梦想的话,先得是一个人格正常的人。你的梦想得是一个美好的梦想,设计师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张永和

建筑不是风格宣言


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非常建筑工作室的创始人张永和看来建筑只是为人的活动提供的背景,是服务于人的,不能变成建筑师的风格宣言,只是为了在短时间内给人提供一种震惊的观感——这个与设计的本质相悖,设计应该直接作用于人,服务于人——建筑不能仅仅成为建筑师表现自我的艺术作品。

张永和的非常建筑工作室位于圆明园东门一个小院子里,一溜平房,红窗绿瓦,“非常建筑”几个字挂在院子门口并不显眼,院子里种了不少竹子,有的地方还在施工,一只小土狗在院子里闲逛,很家常、很随意的感觉,让人不禁想到之前媒体采访时,有记者对他十几年来建筑理念变化所做的一个总结,从“非常”到“平常”再到“普通”。张永和本人也是淳厚长者模样,语速平缓,蔼然可亲。

作为一个外行,我并不能准确地洞察出张永和与马岩松两个人在建筑设计的思路和理念上是否存在冲突,但两个人明显在建筑的形态表现上持有不同观点。如果说建筑是一种无法中立的表达,那么张永和展示给我的未来建筑形态就像一个阅尽沧桑、洗尽铅华的长者,他锋芒内敛、隐于市井,却因其智慧而令人感觉温润怡然。只是,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一个建筑到底能不能体现出“道”,从多大程度上体现出“道”,本来就是难以量化分析的,更不用说建筑界存在那么多不同的流派和价值体系,更是使得标准模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当然,把握住一些大方向还是有助于我们来判断一个建筑好坏的。首先,建筑是否应该有表现力呢?大多数人都认为建筑是一个中立的领域,一个没有看法的领域,也没有价值观。但事实并非如此,就像我们在观看一件艺术品时的感受一样,城市规划和个人空间都是具有表现力的,而这种表现力正是赋予建筑意义的东西。扎哈·哈迪德说:我希望建筑更建筑。言下之意,建筑不同于房子,建筑也是人的生命的一部分,而生命是复杂的,建筑也应该去试图表现那种复杂。人生不应只是麻木的微笑。

“长城脚下的公社”中的两分宅和2000年威尼斯双年展参展作品《竹化天下》让张永和声名远扬,但是也有人批评他是一根翠竹打天下,张永和对这种说法很不感冒,但一定程度上,这也反映了他对建筑材料的关注。

比如,除了竹子、木头、石头、钢材……,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塑料来盖房子呢?他反问道。

“塑料是一种人造材料,它可以具备我们想赋予它的任何性质,这个材料和其他材料不同的地方在于,你可以设计它。它有一系列的特性,比如用纳米技术,你想要它什么样就什么样。另外是它天生就具备的特点,轻。我可以让塑料像钢一样坚固,分量却可能只是钢材料的六分之一。还有今天无法想象的材料、结构,都有可能实现。比如现在建筑里的柱子是不透明的,为什么呢?因为好像可以承受重量的材料,钢啊、混凝土啊,不可能是透明的。可将来如果这个柱子换成塑料的呢?塑料可以是半透明或全透明,所以未来的建筑不是非要窗子那里才透光,受力的部分都可以是透光的。”

在张永和看来,随着材料的多样化,在未来,很多传统的建筑观念将被化解,比如建筑需要坚固、建筑需要有地基、建筑需要耗费我们这个社会能源的40%、建筑就是一个死板的方盒子形状……

具体到建筑节能减排问题,原材料的改变能在施工、运输等方面大大减低能耗,而通过绿色技术、以及设计时的综合考量,也能大大降低建筑在使用过程中的能耗。“这里运用的技术也不见得全是高科技,比如如何让空间的布局更合理,如何让大多数的房间都有自然光照进来,所有这些常识性的小智慧加在一起,建筑在节能减排上就能进一大步。”

张永和所批判的建筑上的风格宣言,指的是那种抛弃或者不顾及实用性,为了造型而造型的建筑,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雕塑和房子是不同的,雕塑你不用进入,而建筑你不但要进去,进去了也不是只为了看看,而是要在里面工作、吃饭、睡觉、会友……建筑对人最重要的实际上是人在里面做事时的感受。外形不是不重要,但建筑和其他造型艺术有个本质区别,建筑里面有人,建筑给人提供的是一种时空经验,它不是一个画片,一尊雕塑。”

作为一个建筑理论家,张永和对未来建筑和社会、社区的关系作过深入思考,在他看来,我们目前的建筑并不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产品,现在我们盖房子,还需要将很多原材料拉到一个固定的地方来建造,而在未来,建筑可能会朝高度工业化的方向发展。电脑模拟设计、整体塑形,材料选择上的多样化,建筑形态上的多元化、绿色建筑的进一步普及……而所有这些技术和理念都将服务于人本思路,“归根到底,建筑常常不是建筑师唯一的关注点,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中国的建筑应该走的一个方向是,看不见的建筑。它很舒服,只是为人的活动提供一个背景,你甚至根本不会注意到它的存在。个性不是强调出来的,而应该是自然流露的。建筑不能太刻意,所有的设计都不能太刻意,刻意了容易别扭,反而会对人的生活和工作构成一种干扰。”

说完上面这段话,张永和笑着反问了一句:“听上去是不是很无印良品啊?”



陈音

建筑实践中的理智与情感


张永和与斯蒂芬·霍尔是好朋友,据当代置业总工程师陈音介绍,张永和就任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主要就是得益于霍尔的推荐。

在北京东直门附近毗邻而建的两个当代置业的项目,一个是万国城MOMA,由一个瑞士事务所设计;一个是当代MOMA,就是由深谙现象学的建筑界宗师斯蒂芬·霍尔设计的。这两个项目为当代置业赚足了眼球,他们倡导的绿色建筑、可持续建筑等概念也因此进入很多普通购房消费者的视野,和张永和有20多年交情的陈音在拍照的时候指着万国城的某栋楼说,“张永和就住在那里,他很识货”。言毕,脸上不无得意之色。

陈音1983年之前在大学教书,他离开学校之后,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和张永和合作的,后者给他提供了不少前期的概念方案。

和陈音聊天,你能感觉到坐在你对面的不仅仅是个商人,而且是一位带有很深厚的理想主义情怀的学者和工程师。这也许就是当初当代之所以找斯蒂芬·霍尔这么一位具备艺术家气质、喜欢标新立异的建筑师来做一个商业项目的原因。学者+商人,这样的组合也是令当代MOMA之所以从狂想变为现实的关键,一个纯粹的商人是不会去欣赏一位艺术家的奇思妙想的,更难以消受这个奇思妙想在实现之后所带来的喜乐参半的滋味。

但二十多年的从商经历也在陈音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谈到未来这样一个更多要做自由联想的概念,他那种注重实际又理性的态度让人印象深刻。

20097月,当代MOMA又获得一个大奖,由国际知名建筑研究机构“高层建筑和城市住宅协会”(CTBUH)颁发的“国际最佳高层建筑奖”,在第一轮评审中,400多米高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也入围了,只有60多米高的当代MOMA却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就像陈音说的,如果当时当代换种思路,更多一些理性,一切按照市场的需求,包括把一些建筑节能、绿色建筑、环保的概念融入进去,也能做出质量非常好的房子,同样可以达到现在这样的价位。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北京就不会出现当代MOMA这样不仅外形上有标志性,而且意义上也具有标志性的建筑了。

建筑师很难像百米赛跑那样,谁跑第一、谁跑第二最后能一眼看出来对建筑师的评价有时候会非常主观,不同的类型做不同的工作、不同的设计。当然,也有普利兹克奖这样获得大家公认的建筑师奖,但还是很难把建筑师做人为的三六九等的划分。”在谈到为什么请斯蒂芬·霍尔来做设计时,陈音先做了一些铺垫性的解说。

斯蒂芬·霍尔不是商业建筑师。上世纪有种说法,在哲学领域最重要的进展就是对现象学的研究,现象学出现以后,对传统哲学的体系都有一些影响,希望更本质地看待事物,而不是简单地从思辨的角度去思考。建筑领域的现象学有一些理论研究,也有一些在建筑实践中运用现象学原理的,其中最重要的建筑师之一,就是斯蒂芬·霍尔。“他有他的建筑哲学、建筑气质和建筑思想”陈音进一步介绍说。

也正因为如此,斯蒂芬·霍尔的建筑思路会与商业开发产生一些矛盾的地方如果我们请一个市场营销的专家,或是找一个搞住宅设计策划的人来看,会把斯蒂芬·霍尔的设计挑出许许多多的问题和毛病。从一个商业开发的建筑来看,这些毛病和问题确实存在,但是如果把斯蒂芬·霍尔理解为一个艺术家、理解为一个超越今天时代的建筑师,就会把这些问题仅仅看做是一种理解上的差距。”

不少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其实是很有创新意识的,从万科到SOHO中国,前者的第五园,后者请扎哈·哈迪德设计的朝阳门SOHO,都是很精彩的项目,但他们这种理性创新和当代请斯蒂芬·霍尔来做设计的激进举动相比,还是一种保守。

更多的开发商所作的探索和实验都是小范围、小规模地进行的,比如在郊区、在自己的私宅、在小区的售楼处、样板间、会所,的确也会做一些非常标新立异的东西,但用一种完全创新的思想去操作一个有20多万人的社区,除了当代置业,没有人有那样的魄力和勇气哪怕有人因此嘲笑说当代吃错药了,陈音依然为当初这个选择感到自豪

当代置业未来还会和斯蒂芬·霍尔合作吗?不容易,陈音说,我们这个项目多少有些超前,也有些理想化。对当代来讲,我们要求的不单是商业上的成功,也希望通过这个项目来研究城市社区应该怎么发展,带有一种探索性。所以当代应该不会再轻易和斯蒂芬·霍尔合作了,虽然他也是一个理性的建筑师,也接到过很多设计项目,但他也不太甘于做重复的事情

而且,当代的这个项目虽然有一定的实验性,但从开始的初衷,一直到完成后进入使用、管理的角度来讲,还是从一个住宅小区、商业开发的项目来看待的,不可能脱离实际,因为一个十几亿的投资,几百户的居民住在里面,不可能把这个项目想象成像演电影一样,去导演它,还是要实实在在在里面要居家过日子,不是一个所谓秀场。

作为中国绿色建筑先锋当代置业在自己的建筑开发项目中使用了很多国际领先技术,但到目前为止,如果不是行业内的人,中国消费者对住宅的性能住宅建设使用的技术要求并不多,他们在买房子时对这方面的关注不够消费者主要还是看户型、看地点、看装修、看园林景观、看配套,看周围有没有好学校、好医院,但是对住宅本身的性能,保温、隔热、节能、环保、安全等方面,可能因为专业知识缺乏,很少有人在意。

但绿色建筑无疑代表了一种未来建筑的发展方向。中国获得LEED认证的建筑目前有100多个,虽然推广不算慢,但到目前为止,不论是中国的绿建标准、美国的LEED标准,都还不是中国建筑行业的强制规范,开发商是自愿决定用或不用的。能够获得认证,当然说明房子的品质好,但不用的话,照样可以卖房子。这种主要由市场制约的方式,某种程度上,令类似当代这样提倡绿色节能建筑的房地产开发商处于一种成本劣势,而扭转这种劣势,消费者相关知识的普及是关键。

作为一个业内人士,他心目中的未来的建筑形态会是怎样的呢?陈音举了个例子,有个英国建筑师在迪拜设计了一个酒店,酒店面对一个大公园,所有窗户都是落地大玻璃窗,而且没窗帘很多明星住在那个酒店,朋友吃饭、聊天、起居、甚至脱光了衣服洗澡,晚上灯一亮,一览无余好多人就坐在草坪上去看酒店里的这种生活秀。

这和大家对住宅通常要求的隐私性是背道而驰的。现代人对生活和居住到底有些什么样的要求,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或者,毋宁说,大家对建筑形态和生活方式将秉持一种开放的心态,选择越多样化越好。“好多今天看似理所应当的、看似没有疑义的事,再往远看一看,也许并不是那么理所应当。一个房子并不一定就是要两居室、三居室,就是一定要如何如何建筑的变化、建筑的可能性,几乎是无限的。陈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