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阳光进入布满灰尘的房间

文/NICO-H

假设你知道一个你认为应该公开的秘密，你会怎么做？

假设你所属的组织有一些你认为应该保密的信息，你会怎么做？

假设你是一名编辑、公民记者、博客作者或活动家，有个告密者在你左耳边嘀嘀咕咕，同时政府或公司职员在你右耳边不停说好话希望你不要行使自己的天职——将秘密昭告天下，你怎么处理这种两难？

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是牛津大学特别研究员，亦是一名世界级记者，他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后现代和当代中欧、东欧的历史，特别是对那一地区共产主义独裁、1989年革命的起源和带来的直接后果，他的研究深入而细致。

上面三个问题，是维基解密事件之后，他在一篇专栏中向读者提出的问题。加顿·阿什写过一本名为《事实的颠覆性》的书，收录了他从2000年到奥巴马当选总统那年的写作，所谓事实的颠覆，他解释说：“事实是对谎言、半真半假、神话的颠覆。”的确，在我们的时代，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谎言，正变得越来越难以辨认，政治家们越来越善于透过媒体来推广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模糊事实和谎言的叙事方式。在政治和传媒的边界，如今到处都是这种“经过校准的事实”。

《动物农场》和《1984》的作者、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说过：“在谎言遍地的时代，讲真话就是革命行动。”有大约25年时间，加顿·阿什游历于说真话的人和政治骗子之间，他记录、分析自己找到的素材，带着外科手术刀般的准确和锋利。《事实的颠覆性》囊括了加顿·阿什亲眼目睹的一些国家的命运，包括塞尔维亚，波兰和乌克兰，在这些国家从独裁向民主的过渡中，以及他从埃及、缅甸和伊朗这样的国家发回的报道，这些国家的转变正在发生或还未发生。

但维基解密的出现显然让这位以揭露各种不为人知的历史和事件为己任、并视乔治·奥威尔为楷模的政治作家面临一个新的难题。

历史学家的美梦

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是个备受争议的人物，有点过于个人英雄主义的他对维基解密的经营方式不仅让自己成为国际通缉令的缉拿目标，而且引起了维基解密内部团队的不和。维基解密是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团队，很多工作人员都是以义工的形式参与进来的，比如因看不惯阿桑奇而离开维基解密、创办“开放解密”的丹尼尔·多姆沙伊特·伯格，就是一个极端、几乎有点苦行僧式的理想主义青年，狂热地信仰信息自由的价值。他希望每个人都能有勇敢的5分钟，说出自己知道的秘密。“这将让我们的世界变得不那么肮脏。”

丹尼尔和加顿·阿什是朋友，作为一名具有现场感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名具备历史学家自觉身份认知的记者，这些品质使加顿·阿什成为一个对刚结束的当下的可靠而见解深刻的观察家，能够作为目击者报道事件，同时，能带着经受时间考验的冷静判断来评价那些事件。正是因此，丹尼尔非常信任加顿·阿什，两人经常通电话讨论“开放解密”接下来如何发展的问题，比如，如何面对必然存在的法律纠纷，如何选择哪些是应该公开的信息，通过哪些传统的新闻媒体公开信息，如何与这些传统媒体进行合作。进一步的，如何在公开和保密之间取得平衡？毕竟，现在就连瑞士银行都点头同意公开某些信息了。

阿桑奇不久前接受的一次采访，对于自己的维基解密秉持的无差别公开秘密信息的做法半是解释、半是争辩地说：“过去50年，每一场战争都是媒体撒谎的结果。……我的头号敌人就是人们的视而不见，我相信这也是每个人的头号敌人——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的漠视。只有当你试图理解这些事，你才能做出有效的决定，制定有效的计划。现在的问题是，谁在纵容这种漠视？那些尽力隐藏秘密的组织，那些扭曲真实信息、散布虚假和模糊信息的机构。后者是糟糕的媒体。”但维基解密选择那些“最夺人眼球的材料予以公开”的做法让伯格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种做法容易使维基解密政治化、主观化，而不再仅仅是一个发布信息的中立的管道，并因此失去持续发展的可能。

加顿·阿什从开始就对围绕维基解密发生的各种事件以及涉及的人物很感兴趣，所有那些本来应该是不见天日的信息被维基解密大白于天下，一贯秉持“作家不是外交官”的写作理念的他曾就此评论说：“这是历史学家的美梦，却是外交官的噩梦”。

但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的确，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组织是百分之百透明的。每个人都有想要隐藏的东西——某些他们能合乎理性地论证说他们必须隐藏起来的东西。大多数情况下两方并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比如阿桑奇本人就狂怒地反对任何对维基解密本身的解密。加顿·阿什开始对此进行深入思考。

天职就是公开秘密的报纸，对秘密信息提供者的身份绝对保密并不惜为此而战。还有人权组织，如果公开他们的信息来源的身份，后者很可能被残暴腐败的政权迫害。反腐败运动组织“透明国际”不可能完全透明。举个更加一目了然的例子，追踪明星绯闻八卦的狗仔队的私生活。这就有点类似于自己也成为新闻焦点人物的阿桑奇，“这里存在着一种辩证——也可能是一种伪善：要求别人去做你自己也做不到的事。”加顿•阿什认为，阿桑奇本人并没有在道德辩证和恶心的伪善之间划一条清楚的界线。

这个清晰的界线该如何划定？在3月写给《卫报》的一篇专栏中，深思熟虑的加顿给出了两条指导原则：

首先，公开保密范围，透明化不能透明化的边界。有清晰的准则，做好准备保卫它。它们必须能经受住下述有点似是而非的检验：如果这些信息被公开了，你可以对为什么它不能被公开给出可信的解释吗？

第二个指导原则是：秘密越少越好，但碰到非保密不可的情况，保密措施越严厉越好。为了很多不好的理由，政府和各种组织对大量事务讳莫如深。那是为了更多的信息自由而战的一个前提，已经被很多民主政府所允许——这被证明是对的。阳光进入布满灰尘的房间，政府公务没有崩溃。所以，选择你真的需要保密的东西，始终如一地，坚守准则，然后尽最大努力做好保密工作。例如，不要将它上传到数据库，那样成百上千的人很容易就能得到它。

但如果还是有一些东西从核心保密圈流出了，不管是通过维基解密还是其他渠道，该怎么办？如果这时有个供职于常规媒体的道德人士选择羞愧地移开眼睛，表示自己非礼勿视，那这个伪善之徒最好去下地狱——不要忘了，政府的职责是保密，媒体的职责是挖出那些秘密。

媒体——广义上来说的媒体，包括公民博客和非营利组织的活动家们应该对什么是符合公众利益的，什么是不可接受的破坏，有自己的判断。法律对这个古老的猫捉老鼠游戏设置了边界。记者发出的声音不同于部长、公司董事、医院老板或大学副校长发出的声音。每个人扮演自己的角色，而带来的结果就是民主最重要的一个构成：彼此制衡。

但不管怎么说，数字泄密改变了民主，就像鲨鱼皮泳衣改变了游泳比赛一样。事情究竟变得更好还是更糟，加顿·阿什说，这有赖于规则、裁判和玩家。

事实是颠覆性的

加顿•阿什的文学和学术生涯开始于1970年代末期德国的柏林和波兰的格但斯克，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他总是被一些特定的时刻所吸引，那些时刻拥有热情的氛围，在那样的时刻，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能靠自己的数量、想法和道德去影响腐败的独裁政权，最终在不流血的情况下让他们垮台。那些时刻的顶峰就是1989年的东欧，加顿当时就在现场，并记录下了历史。丝绒革命自那之后就一直萦绕于他脑际：就像奥克塔维奥·帕斯曾就西班牙内战写道：“任何亲眼见过希望的人将永远不会忘记它。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将寻找它。”

加顿，50多岁，仍然是个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天鹅绒革命是否有未来首先取决于当地人民的意志和技能，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我们。”

《事实的颠覆性》这本书的主题是任何特定政治争端背后确凿事实的重要性。加顿·阿什认为，那些讲述颠覆性事实的记者才是新闻工作者的最高级别，而这也是“我愿意自豪地戴上的一个荣誉勋章”。

《事实的颠覆性》讲述了一个巨变丛生、灾难频仍、充满幻灭感的十年，在伊拉克，在华盛顿，和世界其他地方。这本书囊括了加顿·阿什亲眼目睹的一些国家的命运，包括从独裁向民主的过渡时的塞尔维亚、波兰和乌克兰，以及他从埃及、缅甸和伊朗这些转变正在发生或还未发生的国家发回的报道。

加顿·阿什在书中涉及的第一个主题是，变化中的革命本质和伴随革命出现的广大革命群众。“在我一生中，我花了很多时间与这些群众站在一起，在华沙、布达佩斯、柏林和布拉格，他们的行为既激励人心又神秘莫测。”他认为1989年是欧洲历史上最好的一年，一系列“天鹅绒”革命令世界为之着迷：并不是基于单一理念，而是基于广泛社会联盟的非暴力、反乌托邦运动，运用群众社会的压力……带来了与当权派的谈判。

书中还有如下有趣的小故事。2001年夏天，当时正在牛津大学的加顿·阿什被白宫邀请“下周四”（乘经济舱）前往华盛顿，为布什总统首次正式访问欧洲作准备。此行并不完全令人满意，但极大满足了阿什对真相的好奇。“在大部分关于欧洲的问题上，（总统）似乎很开放，如果我们不说他毫无想法的话”。其间，阿什回忆说，布什注意到：“……需要一点时间才能适应这项工作。但他能适应吗？在内心深处，他显然还有些疑虑，他是否真的能做到。我也是！”

加顿·阿什承认，在他“备受折磨的自由派矛盾心理深处”，对于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他认为自己的看法是错的，他应该在战争开始前就撰文反对。事实也证明，“人类冲突的领域中，一个如此大国运用如此巨额军费开支，所达到的目标是如此小，这种事史无前例。……虽然声称要在伊拉克推行约翰·洛克式的自由，然而我们实际上却掷回给伊拉克的却是一种霍布斯式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

欧洲之外，加顿·阿什提到缅甸，“我很少见到一个更美丽的国家，或一个更丑陋的政权。”在一次与昂山素姬（她去年11月才被从软禁中释放）的长谈后，阿什评价说，昂山素姬有着曼德拉式的神秘，这种神秘来自她的长期囚禁和国际声誉，包括199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对于缅甸所有骇人听闻的现实，加顿·阿什希望：在如今这个世界，一个与世隔绝的传统文化所蕴含的那些平静美丽的东西，是独一无二的，能令人类从不可避免的暴风雨般的现代性中存活下去。但全球资本主义的军队正在边境伺机而动，发动机已经加速运转，它们的集装箱里装着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的华而不实的商品，现成的生活方式套装，性用品商店，故意倒转的篮球帽，最先进的软件，不停制造着新的消费欲望。这些军队，与人民的军队相比，是更难以抗拒的，因为它们被当作真正的解放者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

在伊朗期间，加顿·阿什写下如下这段话：“像之前的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一样，伊斯兰革命正忙着吞噬自己的孩子。终有一天，他们的子孙将吞噬革命”。而埃及，“正试图扼杀养育他们的伊斯兰教。”

在自己官网最下方，加顿·阿什放了两句话。“事实是颠覆性的”，以及，“使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后一句话来自乔治·奥威尔。加顿·阿什是一个真正的欧洲自由派，有一种对自由主义本质基础条件的狂热忠诚：自由的思考和表达。但是，当自由主派欧洲记者到了一个有专制政体的不熟悉的国家，他往往会碰到一种特定的困境。这个陷阱就是，去总结这个国家的困境——那些可怕的统治者，他们通常找到的最可能的论据就是，那些可怕的统治者最终会消失的。然而，只在一个国家呆一周或两周就迅速写下这个国家的概论是不公平的。所以，最终你会预测说，那个国家将摆脱令它遭受痛苦的人，这就是说：暗示事情将毫无疑问地获得预定的快乐结局。

加顿在伊朗度过了两周，直接掉到了这个陷阱里。在一篇收录于《事实的颠覆性》、写于2005年的文章中，他写道：大部分伊朗人都是年轻、受过教育、非宗教的、拥护西方的。他因此得出结论：伊朗长远发展是好的，年轻的波斯将获得渐进的社会解放和并获得最终的自我解放。但后来伊朗局势的进展并没有佐证他的这种乐观主义。

本书的最后，加顿·阿什说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全球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虽然似乎还不存在现实替代物，但目前情况绝不让人乐观。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资本主义显然并不是一个能自我纠错的系统，它早就被证明是毁灭性的，财富分配不均已达到荒谬的程度。他评论说：如果有不少中产阶级觉得他们个人在全球化过程中输了，少数基金经理却可耻暴富了，同时，那些人又将本来属于他们的中产阶级工作也外包到印度，那么，强烈的反弹绝对是情理中事。

从长远来看，这个星球并不能承受65亿人过如今北美中产阶级那样富裕的消费生活。“可持续发展”是个毫无吸引力的乏味字眼，但这是全球资本主义面临的最大挑战。当代资本主义的能耐并不仅限于提供消费者想要的，它必须提供更多欲望给他们，它的核心逻辑是，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展人们的欲望以至无以为继。

通过《事实的颠覆性》，加顿·阿什提醒我们，在激进政治变革的技术和方法取得重大发展的同时，我们仍不能指望民主制度能自动存活和发展；更不能指望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制度具备自我纠正的能力。不祥的全球问题已然出现，可能和气候变化有关的自然灾害的严重性和数量都不断增加，由此衍生的大规模移民这一个问题，就在前所未有地考验既有文明的虚饰。人类是否就此困在一个不可逆转的恶性循环？还是运用常识，团结奋战？

加顿·阿什对此持不可知论。

使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

加顿·阿什写过一篇文章《奥威尔的现代意义》，在其中，他提出，如果要写他国的政治、危机与战争，必须通过“《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测试”，即必须遵循奥威尔写《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时体现的理念：亲自去当地，了解、观察、记录，向读者坦白自己的立场，以“我”的视点，写出真实的感受和分析，最后警告读者注意作者不可避免的立场偏见、对事实数据可能的误解、以及作者本人只可能看到全局中的一角而已。尽管他没有这么自夸，很明显加顿是“《加泰罗尼亚致敬》测试”的实践者。

奥威尔曾对自己的工作进行总结说：“我的工作，是将自己根深蒂固的好恶感与时代强加给我们所有人身上那些基本上是大众的、非个体的活动相调合。回头看看我的全部作品，我看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时，写出来的书总无例外地没有生气，蜕化成华而不实的段落、无意义的句子和装饰性形容词，而且总的说来，是自欺欺人之作。 ”“我之所以写一部书，并不是要加工一部艺术品，而是因为我有谎言要揭露。但是，如果这不能同时也成为一次审美的活动，我是不会写的。 ”

以奥威尔做楷模的加顿因此让自己成为了一个集各种才艺于一身的通家，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似乎都在他的观察范围之中——“这种杂交技术我苦练了30年”，他曾自嘲说。加顿·阿什的观察和分析能力，他对正在形成中的历史的理解，与其善意的幽默感、对隽语和警句的掌握相结合，令他的写作极富启发性和可读性。

加顿·阿什认为，史学家与记者的首要工作都是寻找事实。但他提出警告：“每个作家都有专业的、地理的和学科的偏见。 成功有很多父亲，人人都有一个最喜欢的人。视角的多样性没有任何错误。每个人都可以揭示大象的不同部位，或者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头庞然大物。但是每当一个作者抓住单一因素，然后说这就是整个事件的解释，是唯一的答案时，你就知道他是错误的。”

加顿对文学论战的判断格外敏锐和透彻，他认为君特·格拉斯掩盖自己战时服务于纳粹党卫军的事实是一种骇人听闻的伪善，然而格拉斯在回忆录中揭示这一点则挽救了回忆录的文学价值，并对他的60年的沉默给出了一个单纯然而深具说服力的道歉。

同样，共产主义同情者乔治·奥威尔为一位为英国政府服务的朋友写的臭名昭著的告密名单，让人深感不安。加顿是看到那份名单复制件的第一个研究人员，虽然让人不安，但加顿认为，如果把那份名单的出现放在时代背景和奥威尔正在衰落的人生这个背景中去考察的话，并不是不可理解的。

记忆是一个巧妙的骗子，永远充满着先入为主的偏见。 在一篇名为《现实文学》的文章中，加顿探索了写作中回忆和想象之间那个昏暗的边缘地带，他在后现代主义不屑涉足的领域插了一杆旗：“对任何作家来说似乎都有一个严重的局限，那就是让事实仅仅成为事实，但是自我限制是通往艺术之路的关键。我们应该守住这个边界。”这种立足于可靠世界的立场有助于说明加顿是如何保留下珍贵和本质的东西的——他是一个并不讳言自己局限性的公正的人，也是因此，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最具洞察力的政治作家”。（著名记者约翰·辛普森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