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暴力的革命？

北非、中东的政局震荡举世瞩目，在各种媒体报道、网络消息和电台电视台的广播中，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不去，“革命”一词究竟该如何定义？怎么样的社会运动才能称得上是一场革命？暴力革命是否真的已成为过去式？占据道德制高点并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于东欧各国完满实践的非暴力不合作、公民抗命的反抗形式，是否已成为目前和未来的政局变革主流？

阿拉伯世界今年以来发生的多米诺骨牌式的人民起义仍在进行，尽管冲突流血事件频仍，但还是有不少媒体将之与提倡妥协、自我克制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和平演变的颜色革命相提并论。现代的非暴力民间抵抗运动常常让人想起甘地，他从1906年开始他的公民抗命实验，抗议当时殖民印度的英国人对印度人的歧视和虐待，不论他的运动成功与否，之后几十年，甘地这个名字成为一种象征和旗帜，被秉承非暴力不合作精神的民间抵抗运动成员不断提起——然而在中东起义中，人们似乎淡忘了这个干瘦的老人。

我们现在所说的“公民抗命”经常采取大规模集会游行的形式，如1989年的布拉格和2009年的德黑兰。在过去几年发生的公民运动中，大部分都没有旗帜式的领袖人物，人民通过网络策划、召集、行动，呈扁平化的组织结构，互联网在其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公民抗命通常不会在警察国家中出现，寡头独裁政府发动的有系统暴力镇压常常会让一个看似前途光明的运动戛然而止，夭折在襁褓中。但这个规律似乎被如今阿拉伯世界的现实打破了，突尼斯推翻政府、埃及开罗大规模抗议，利比亚反政府武装，一切正在改变。

从甘地到马丁·路德·金

美国学者夏普(Gene Sharp)在他的著作《非暴力行动政治学》中列出198种非暴力方法，可见，非暴力运动并无特定模式可循。公民抗命很少是一种自足的行动，通常会与其他的势力有广泛连接，有时包括武力、暴力及必要的威胁。但是，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从甘地到马丁·路德·金，到波兰团结工会的领袖瓦文萨，一直到现在正在中东发生的时间，我们还是能归纳出几条公民抗命的成功要素：敏锐的策略、丰富的想像力、精明的领导和组织，以及民众的支持。除此之外，我们还能看到，报纸、电视和互联网等媒介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公民抗命的基本原理是，统治者之所以获得权力，在于其国民的服从与合作。但无论如何，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找到可靠的方式，令公民抗命在极权警察国家可行──虽然目前在阿拉伯世界的起义可能是个例外。东欧国家颜色革命的成功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戈尔巴乔夫，因为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他拒绝使用苏联军队镇压东欧示威者，令1989年壮观的变天成为可能。的确，领导人自愿引退──包括戈尔巴乔夫、南非最后一任白人总统德克勒克、塞尔维亚前总统米洛舍维奇──对公民抗命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突尼斯和埃及的事件证明了这一点。

甘地将公民抗命定义为：对非正义进行反抗的自觉选择。但他领导的反抗之所以成功，主要得益于他对形势的清醒判断：1.英属印度殖民政府要对其母国的民主制度负责；2.殖民政府在印度的统治有赖于印度当地传统的（民间、宗教、军事、经济）机构和组织的合作态度。甘地知道如何影响这些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并以此为基础，蚕食了英国统治赖以存在的基础——印度人的合作。

他将自己塑造成国际舞台上的政治明星，以此为原点，引起广泛的同情。同时，他的以身作则和卓越领导激励了印度国大党，后者成长为一个以群众为基础的政党，逐渐具备了挑战英属印度政权的能力，并在二战后成立独立的印度政府。甘地的教诲与他的非暴力哲学和谋求印度独立的不合作运动，为印度人的身份认同和自豪感增添了新元素。正是这些政治和精神上的发展，而非公民抗命，最终使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崩塌。

甘地成为后来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灵感源泉，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一系列成功，都是经过精心策划、具有针对性和非暴力的，其策略包括诱使对手作出残酷反应，从而引起新闻界和公众的同情和支持，进而促使联邦政府介入，并站在法律和秩序那一边。

马丁·路德·金挑选阿拉巴马州伯明罕市作为1963年运动的基地，因为那里的警察总长、外号“公牛”的尤金·康纳是个性急的种族主义分子，他以警犬、赶牛刺棒和高压水炮对付和平示威者。康纳的野蛮行为使他成为全国人心目中的恶棍，并为林登·约翰逊总统1964年签署《民权法案》播下种子。

丝绒革命

美国民权运动成为之后世界其他地区公民抗命运动的榜样，后继者希望通过研究既有案例来找到新的历史性变革的切入点。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成功，令这个两个国家成为随后斗争的模范，为公民抗命的手法提供了新的思维工具。

但这两个国家在成功之前都经历过惨痛的失败。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经过精心策划，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次非暴力运动由亚历山大·杜布切克领导，明确提出政改诉求，要求“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苏联当局拒绝谈判，并于1968年8月20日武装入侵捷克，杜布切克和他的改革追随者遭逮捕，被带到莫斯科进行“协商”。后世有学者总结：布拉格之春在后勤上做得巧妙精致，但却是一次带来更专制统治的政治失败。

1989年11月，1968年的群众运动老树开新花。正值改革派戈尔巴乔夫当权，苏联没有军事介入，剧作家哈维尔带领的对抗运动兼具风格与想象力，参与群众与日俱增，直至旧政权倒台。

波兰是苏联治下第一个通过和平谈判过渡到多党制民主的国家，波兰人提供了另一种公民抗命的模式。“自我克制的革命”理论的倡导人之一米奇尼克2010年7月访问北京时说：“圆桌会议是一个既不毁灭国家又能消灭专制的方式。”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的团结工会是个严格的非暴力联盟，由工人、知识分子及罗马天主教徒组成，约有 1000万会员。它成功阻止了任何方式的、可能诞生下一个暴政的群众起义。

尽管如此，1980年，该运动还是被波兰当局和莫斯科视为明确的威胁。1981年12月，在苏共强大压力下，当时的波兰总理雅鲁泽尔斯基下达戒严令，团结工会被镇压。瓦文萨被捕，一万多名反对派成员遭监禁。

1985年，戈尔巴乔夫带着谋求转变的激进新思维上台。魅力非凡的波兰裔教宗约翰·保罗二世(1920–2005)以他独特的方式，公开支持自由与人权。团结工会等待时机。1988年的罢工是最后警告。1989年特赦团结工会囚犯，为与政府开展的圆桌会谈开辟了道路。

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清醒地意识到，必要的妥协是必不可少的。傀儡政府总理雅鲁泽尔斯基显然认为对手是不足惧的，因此，同意谈判并进行半自由选举。团结工会紧紧抓住这个机会，在1989年6月的选举中获得惊人的胜利。成功在握之后，有反对派指责团结工会及其领导人对旧政权过于软弱，但他们继续妥协+非暴力的既定路线。通过选举，马佐维奇成为共产主义世界第一个非共产党政府总理，雅鲁泽尔斯基当选总统，一年后瓦文萨接替了他。

在波兰的政权过渡中，旧政权的领导人不仅未受惩罚，而且其个人的经济及社会地位也予以保留，“为旧政权成员预留了安全地位”这一事实成为此后波兰政治中不满情绪的主要来源。但波兰解放的方式，为之后的公民反抗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

暴力与非暴力并举的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

公民抗命以其多样化形式，席卷下列国家：伊朗革命；菲律宾独裁总统马科斯的垮台；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最终被废黜；东德解放；科索沃独立；塞尔维亚人民赶走米洛舍维奇；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和乌克兰的“橙色革命”。

与上述运动相比，1983年到1994年发生在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有其独到之处，公民抗命的局限性在这次历时漫长的运动中彰显无遗，但也是在这里，暴力与非暴力不再泾渭分明，而是互相补充，实现了公民抗命这一反抗形式所能取得的最大成就。

1950年代，抵抗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信奉公民不合作思想，但直到45年后，非国大发动的革命才最终取代白人把持的政府。1960年，因为不满非国大的非暴力不合作政策，泛非主义大会成立，在他们的号召下，没有“通行证”的民众齐集警察局。警察向人群开火，沙佩维尔有69人被杀。一个月后，政府取缔非国大和泛非主义大会。

1961年，政府加强镇压，非暴力抗争似乎彻底失效。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领导人因此同意支持非国大的一个武装派系“民族之矛”从事破坏活动。至1963年底，大多数民族之矛的领袖，包括曼德拉，都被关进监狱，非国大流亡海外。

1976年，反政府声浪重新拾起。民族之矛的破坏活动提醒非洲人，非洲人国民大会仍然流亡海外。一个新的组织“联合民主前线”通过700个分支机构，组织公民不合作抗争，并开始为妇女团体和青年代表大会提供公民和社区培训。小镇的公民团体开始构思替代机构“人民力量”。

席卷全国的罢工浪潮以及消费者联合抵制运动，加剧了南非的经济困境。联合民主前线的激进分子对主动合作派的暴力攻击，也在南非政府的行政崩溃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了1986年1月，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从街道上赶走了联合民主前线。

流亡中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联合民主前线开始考虑他们最后的选择，人民战争或通过谈判过渡政权。非国大主张人民战争，民族之矛希望加大游击战力度。当时，南非的外交问题成倍增长，外国投资撤走，外债达210亿美元，与邻国的冲突也不断升级。1989年，曼德拉开始在罗本岛监狱牢房展开与政府的会谈。也是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戈尔巴乔夫新政，国际社会的剧烈变动清除了南非白人的执念。彼得·威廉·博塔接替威廉姆•德克勒克，后者成为南非最后一任白人总统。九天后，曼德拉出狱。在未来4年，曼德拉通过与政府谈判，达成了宪法自由民主。非国大荣归故里。

其时，南非各派势力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但在曼德拉充满魅力的领导下，各派对彼此的实力与问题都有清醒认识，以此作前提，获得胜利的南非黑人也尽量做到了不去羞辱仍坐拥经济实力的白人，虽不能说冰释前嫌，但南非人已决定将苦涩的过去放在一边，迎接属于自己的未来。南非社会尽管失业率和犯罪率仍高居不下，艾滋病横行，但反抗运动带来神奇的结果，这场运动在主要层面上是非暴力的，但同时也存在普遍的暴力，而最终，民众中间洋溢的宽宏大量精神和前所未有的政治风度占据了上风。

革命2.0

从史家角度，很容易画出一条总结世界革命发展路径的曲线：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789年，法国大革命；1917年，俄罗斯布尔什维克革命；1989年，东欧颜色革命——最终，我们来到2011年，与当权者的斗争仍在北非和中东的阿拉伯世界继续，虽然我们还不能对此给出一个简约的定义。

按照上世纪70年代学术界的主流观点，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创造了出此后所有革命运动的母版，从法国大革命的经验，人们归纳出之后所有革命运动的发展轨迹：旧秩序崩溃→宪法重建→反革命浪潮→革命激进化→革命恐怖主义→反作用力→军事独裁政权。以埃及为例，如果套用这一公式，那么他们刚走完第一步，前面还有漫长的道路等待埃及人民去探索。

但是，难道这一前信息时代的革命模式真的可以跨越历史长河并放诸四海皆准吗？或许真的像一些历史学家过去常争论的，这一模式表明了一种更深层次的辩证法，可以在所有大变革中找到对应。当然，也有反对者，说这一模式是特定情境产生的特定现象，1789年革命中各种偶然性因素不容忽视——如果路易十六与革命派妥协，或者果断地镇压革命，历史完全可能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

穆巴拉克=路易十六？这未免有点过于牵强了。坦白说，过去的学说和理论对理解今天的中东新闻没什么帮助。也许我们应该抛弃固有思维，从这次阿拉伯世界起义中找到一条和旧政治学既有模式无关的新规律。

埃及革命中间有5天时间，为了自救，穆巴拉克政府切断了埃及国内的互联网，革命者们于是只能靠口耳相传来传递信息。在这个细节上，埃及民众可说退回到1789年的法国。像200多年前的先辈一样，开罗抗议者们成功地说服群众聚集在某个中心点——解放广场，然后在那里举行了规模巨大的抗议活动。

在与穆巴拉克党羽对峙时，示威者们手握有摄像功能的手机，这一现象很吸引记者们的眼球，互联网上各种新媒体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成为示威民众现成的工具，新一代年轻人精通电脑，而他们也充分利用这一优势，用最新媒体工具来计划自己的每一步行动。

1月25日，30岁的Google部门主管古奈姆在网上公布了被警察暴力打死的Khaled Said变形的尸体照片，在Facebook网页上，他写道：“我们都是Khaled Said。”从Facebook到YouTube，到每个关注埃及未来的民众内心，这张照片无处不在。1月27日，古奈姆在开罗参加抗议活动被捕。此前，他在 Twitter上发了一条报警信息（“为埃及祈祷，很担心政府明天会策划一次针对人民的战争。我们都准备好去死了”）。

12天后，古奈姆刚被释放，就发现自己已成为焦点人物，埃及唯一一家独立电视台的新闻节目采访他，在录节目时，当他被告知已有数百民众在街上被棍棒打死，古奈姆痛哭失声，从摄影机前走开了。这个没有在正式电视节目中播出的镜头却通过YouTube、Twitter传遍网络，鼓舞并振奋整个埃及，在抗议者们士气低落时给他们带来了勇气和斗志。这段视频刺穿了埃及政府设置的铁幕，这个铁幕正将民众同真实的信息隔离开来，没有什么比得上古奈姆这段真情流露的视频，这是高科技带来的真相，在这个信息时代，任何谎言都不能再颠倒黑白，扭曲事实。

18天，穆巴拉克独裁政权垮台，埃及人创造了奇迹，古奈姆成为反独裁英雄。他的一段演讲视频广为流传，在演讲中他说：“人民的力量远远胜过执掌权力的人！”

身为IT从业者的古奈姆在演讲中多次提到新科技对革命产生的作用：“这是革命2.0， 没有人是英雄。没有人是英雄，因为每个人都是英雄，每个人都有所贡献。……革命2.0， 每个人都有贡献，或小或大，每个人有所作为，带给我们人类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革命篇章，令人鼓舞的是埃及人民彻底改变了自己。……因特网、Blackberry、SMS等技术把我们连结起来，YouTube、Twitter、Facebook这些平台帮助了我们。这些让我们感到，我并不孤独。”

有人总结说，法国大革命是“大众情感”在寻求宣泄和获得安慰的渠道。还有一个词，“公众噪音”，用来描述当时巴黎城内通过口耳相传结成的人际网络传达信息时的低效和混乱。过去那些理论和模式已然无法总结埃及人的革命，但是，开罗解放广场上那些Twitter用户显然能和来自遥远过去的革命者们取得情感上的共鸣，就如古奈姆在演讲中所说：“共同的梦想，共同的挫折感，共同的愤慨，共同的对自由的渴望。”

社交媒体对社会运动的作用，国内外已经有大量讨论，《纽约客》去年10月发表一篇专题报道，题为《小革命》，副标题是“社交媒体推不出一个新世界”。在那篇文章中，作者马尔科姆·格拉德维尔想要表达的中心论点是，网络世界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弱联系，发生在网络世界的虚拟革命和运动是低风险的务虚行为，而民权运动是高风险性的行动主义，也是讲求战略的行动主义，凭借精确性和纪律性对现存秩序形成挑战。作者由此得出结论：一个网络化、弱联系的世界更擅长于帮助华尔街精英从少女手中要回手机（互联网思想家克莱·舍基在《未来是湿的》一书开头讲述的案例）。革命？算了吧。

格拉德维尔的论点也对也不对，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边界已经越来越模糊了，格拉德维尔的问题在于，在他看来，网络虚拟世界是自成一格、对立于现实世界的，而他之所以说社交媒体推不出一个新世界，有一个前提，即某一个运动是发端于网络，并逆推到现实中。我们可以逆向思维一下，如果法国大革命时期已经出现互联网以及各种社交媒体，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人们渴望变革，渴望自由的情感已迫切到需要联合起来推翻现存制度，建立新的政权，那么，所有已知的技术和平台将帮助人们快速集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效率完成自己的诉求。

如果说阿拉伯世界的革命真的提供给我们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人民正以前所未有的形式组织起来，他们在互联网上表达诉求的同一时刻，就已经是开始与当局互动和斡旋。在互联网时代，公民抗命的暴力或非暴力不再是为反抗运动定调的关键因素。一旦运动开始，即是启动了一个多线程、分布式的任务，信息即时共享的人民革命军将完美再现自然界的高效和道似无情胜有情，为了尊严、生存、自由而战斗，在人们争取自己天赋权利的暗涌中，每一个火花都呼唤另一个火花的响应，通过网络，一片滔天的火海很可能在瞬间形成，他们释放出的蓬勃的、足以摧毁一切的力量，又岂是任何因循刻板、负隅顽抗的强权所能够抵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