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反叛对抗背叛

文/SHE-FOX

出身在一个左派家庭却直到成年之前都拒绝成为家庭的一份子，成长于全球财富和权力中心（北美洲的加拿大），却成为曾席卷全球的反企业运动的领袖人物，作为如今全球新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的作者娜奥米·克莱恩完美地嫁接了各种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发生在她身上的转变也一直是颇具戏剧性的。

少女时代，娜奥米是个成天躲在浴室研究化妆技巧、阅读肤浅的情感小说、迷恋各种品牌商品的普通女孩，看不惯母亲身为女权主义者的种种做派和穿着风格，但是，在大学时期，尽管对父母在一些具体事务上的做法仍然颇有微词，她却在迷失许久之后，最终选择了回归自己家族的左派政治信仰，并成为一名像她母亲那样的女权主义者。

几年后的1999年，娜奥米出版影响深远的《No Logo：颠覆品牌全球统治》，这本书应和了当时反企业运动在全球的风起云涌，被很多激进分子视为该运动的圣经。

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她又将关注主题从品牌转向政治，对日益兴旺发达，且对环境变得更有适应性的品牌营销技巧采取刻意回避的态度。

《休克主义》于2007年发表，一年后，雷曼兄弟倒闭引发美国次贷危机，金融风暴席卷全球，这场风暴看上去就像娜奥米提出的“休克主义理论”教科书般的再现。一方面，对经济危机最初的回应应和了她的理论，休克（银行倒闭，股市暴跌）鼓励政府去获取前所未有的权力，美国政府声称，危机当前，每个人都应该信任政府会做正确的事，即使他们试图采取的行动看上去似乎是花每个人的钱来让那些最富有的人变得更富有。但这个计划并未成功，

经历过911事件，被美国政府当猴耍过的民众这次拒绝再次被耍了。这恰好是娜奥米在《休克主义》的结尾所写到的：记忆是对休克的解毒剂。

如今，这个相貌姣好、穿着打扮如电视台女主播般完美的女人已从左派精英眼中的明星一跃成为一名更大众化的偶像，成为先知和预言者。人们都热切地希望她能对自己的理论做出详细的解释，而她演讲现场的观众人数也常常动辄上千人——在左派式微已是不争事实的当今世界，她和她所倡导的运动正赢得越来越多的关注者和追随者。

休克主义

左翼人士一度这样认为：即使不存在一个确定期限，资本主义也是注定会灭亡的。但如今，当年这些乐观的左派都倾向于认为，资本主义是不可战胜的，他们充满恐惧地向彼此传递这个系统领导层高效的暴行，而互联网则增强了这种无处不在的恐惧，以至于恐惧演变为一种劫数难逃的宿命论。

这就是《休克主义》诞生的背景。

《休克主义》的中心理论是，资本主义与民主，自由市场和自由的人们，并不像我们被告知的那样，是齐头并进的。相反，资本主义——至少是那种被晚近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他的“芝加哥男孩”们所鼓吹的放任资本主义（即新自由主义），是不得人心的，明显有害于除富人中最富有的人之外的所有人，在最好的情况下，它是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上，在最坏的情况下，则需要恐怖活动和酷刑作前奏。

弗里德曼认为，政府对市场的干涉越少，市场的运作越好，所以他主张摆脱关税制度、补贴，最低工资法，公共住房，社会保障，金融监管和许可证要求，甚至包括医生的从业许可证——实际上，弗里德曼主张摆脱所有被设计出来保护人们免受市场残酷逻辑冲击的政策。

娜奥米认为，人们接受弗里德曼式改革的唯一情况就是当他们处于一种休克状态时，即在经历某种危机——如自然灾难、恐怖袭击、战争——之后。处于休克中的人退化到孩子般的状态，这时的人会渴望一个父母般的角色来掌控局面；同样，处于休克中的人民会赋予其领导人至高无上的权力，甚至允许其去破坏政府的管理职能。

娜奥米是在2004年构想出她的理论的，当时她正在巴格达做报道，注意到美国驻伊拉克最高行政长官保罗·布雷默的目标似乎是要在伊拉克人仍然没有从让人休克和恐惧的轰炸中恢复过来时，在那里建立一个完美的资本主义国家。然后她注意到，在斯里兰卡海岸线经历海啸后不久，那些过去渔民居住的地方已被卖给了酒店。再然后她注意到，弗里德曼曾建议利用卡特琳娜飓风的有利条件，用特许的私立学校取代新奥尔良已被破坏殆尽的公立学校。这个模式是惊人的。

弗里德曼曾说，很多时候“社会”也同样能被现状的暴虐所震慑，进而处于瘫痪，并接受真正的改造，只有危机能够说服人们改变既有模式。这种想法并不是很有争议，但是从弗里德曼的话语中，娜奥米得出结论：芝加哥学派发起的是一场“渴望危机就像遭遇干旱的农夫祈求降雨”般的运动。更糟的是，弗里德曼还没有耐心，自然灾害难以设计，但政变和恐怖行动却是可能的。在娜奥米看来，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最臭名昭著的侵犯人权的行为，过去人们总是将之看做是反民主政权（如智利的皮诺切特政府，或者阿根廷军政府）的暴行，却少有人能将这种暴行背后的动机挖掘出来。

2006年弗里德曼去世后，芝加哥大学决定以他的名字成立一个研究院，该计划遭到很多人的反对，教授们组成了一个团体来就此发表抗议。当时正在写作《休克主义》的娜奥米主动提出要和这个研究院筹备委员会中的某个人辩论，但没人响应她，所以她决定去芝加哥，谈谈她对这个计划的反对。

那个辩论是由鸭嘴兽隶属社团主办的——这是个学生-教师读书小组，主要关注的是法兰克福学派和第二国际时期的马克思主义。鸭嘴兽的建立基于这样的想法：左派对其自身历史没有正确领会，而对历史的研究能帮助它从目前已知的困境中脱身。（“抗议已堕落为一种偏狭的亚文化，自我憎恨、挫败和焦虑，这起源于追求社会一体化的病态”，这是《鸭嘴兽评论》上典型的社论腔调。）执着于自我批评的鸭嘴兽并不是娜奥米作品的天然支持者，但因为她要来学校，这个小组阅读了《休克主义》，同时还读了保守派宗师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书。

演讲那天，鸭嘴兽的人坐在集会厅前排，娜奥米站在小讲台上。现场有不少观众，不全是学校里的人。三个无政府主义者专门从圣路易斯开车过来看她。“自从里根时代，我们就在一种释放出贪婪的政策下生活。”她宣布，“我不认为这种计划真正推动了世界的发展，消除了贫困。我认为这是一场由富人发动的针对穷人的阶级战争。我想他们赢了，而我认为穷人应该奋起还击。”

娜奥米从未采取折中方式以期转化中心地带的人，她无意让左派变成主流，她希望说服大家，左派不必成为主流。“我们之所以没有我们本应那么强大的部分原因是，我们拒绝让利润统治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也部分接受了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在全球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更受欢迎，而我们的观念则不成功这样的表述。”出于这个理由，在《休克主义》中，某些例子证明，激进的市场改革之所以被通过是因为得到了人们的赞成。但她举的另一些例子则没有多少说服力。她争辩说，马岛战争——这场历时74天的冒险对英国的最大影响是强硬外交政策的胜利——是一场规模巨大的政治危机，创造出了足够的“混乱”，使撒切尔夫人得以强行推广她激进的资本主义转型。

如果没有这场战争的胜利，撒切尔可能不会赢得下一届大选，这是事实。但娜奥米没有认识到的是，以不正当手段获得声望与名誉受损而支持率衰退并不是一回事。

娜奥米将叶利钦发起的一场全民投票视为一种“宣传手法”，在这次选举中，大多数选民支持叶利钦的改革。她断言说，之所以发动车臣战争，不是为了镇压分离主义，而是为了保卫叶利钦的经济政策。她得出结论，这为“芝加哥学派的十字军增添了许多冤魂”。

纵观《休克主义》全书，娜奥米都竭力把弗里德曼描绘成一个魔鬼般的人物，第一章描写了上世纪50年代由美国中情局主持，唐纳德·尤恩·卡梅伦执行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精神病治疗实验，实验对象被电击疗法所折磨，她将这一工作视为以弗里德曼名义推行的经济休克的隐喻；关于弗里德曼的第二章，标题是《另一类医生的休克》。

娜奥米和深受她思想影响的墨西哥导演阿方索·卡隆拍摄的宣传片甚至更加粗糙，这是一部让人恐慌的片段集锦，里面有接受过电击疗法治疗的病人们、被酷刑折磨的囚犯，还有一个孩子在充满回声的屋子里的哭声。“因为不能民主地提出他们的议事日程，弗里德曼和他的门徒开始利用休克疗法的力量。”娜奥米在画外音中说，“弗里德曼深谙其中奥妙，就像囚犯会被具有休克效果的刑讯所震慑一样，大规模灾难也能为他激进的自由市场十字军提供震慑我们的工具。”

背叛

娜奥米·克莱恩生于1970年，但是她全心投入的这个政治故事始于上世纪30年代。在她看来，30、40年代是美国最后的机会，当时的社会运动足够强大，可以从进步意义上加快激进经济改革的进程。这也是最后一段时间——在层出不穷的政治事件熄灭所有左派乌托邦思想之前，某种宏伟、勇敢的政治希望仍存在于她的家庭中。

30年代的某个时候，她的祖父母，安妮和菲利普，相识于新泽西州纽瓦克一个左翼艺术家聚会的俱乐部。菲利普想成为一个画家，1936年，他得到一份为迪斯尼当动画绘制师的工作。为《幻想曲》、《白雪公主》和《木偶奇遇记》画画。30年代初，迪斯尼的漫画绘制工人曾试图秘密组织起来，但直到为《白雪公主》许诺给他们的红利落空，他们也没能成功。1941年晚秋，他们开始罢工。作为工会执着的信徒，菲利普和安妮住在工作室外临街搭起的帐篷里，用明火做饭，勇敢地与罢工纠察员对抗。他们的大儿子迈克尔，即娜奥米的父亲，当时3岁，有时就和他们一起住在帐篷里。

罢工被安排在9月，几个月后，菲利普作为煽动者被开除了。1942年，他和安妮搬回新泽西。斯大林当时已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那是第一个背叛。然后传出了古拉格（苏联的劳动营和监狱系统）的新闻。到1956年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演讲”——在其中公开谴责斯大林崇拜及其带来的结果——时，菲利普、安妮与其他众多人一样，带着一丝苦涩抛弃了共产主义。他们保留了自己的核心信仰，社会正义和种族平等，并教他们的儿子要相信这些东西，但要避免短暂的尝试性介入。

迈克尔·克莱恩从来没有偏离他父母的信仰，但是，像他们一样，他远离各种政党。在医学院，他反对越战并加入医师社会责任联盟。当他被征召入伍，他没有签署“不属于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任何组织”的声明，军方召开了一次听证会，以判定他是否具备服役所要求的足够忠诚。同一时期，他遇到来自费城的年轻电影制作者邦妮·雪莉，后者不久就怀孕了。在他入伍谈判中途，她看了一部纪录片，里面有美国士兵向平民投掷凝固汽油弹的画面，这部片子是受加拿大广播公司委托拍摄的。她说，“如果加拿大政府机构能制作这样的电影，那我们应该结婚然后逃往加拿大。”他们真这么做了。

娜奥米和她的哥哥，赛思，是带着对自己家庭历史和左派历史的骄傲长大的。赛思是个合格的活动家孩子，但娜奥米完全相反，总是对自己被拉去参加游行感到愤怒。她认为母亲参与的女权运动令人反感，“她真的不喜欢我穿衣服的方式，我和我的朋友总是邋里邋遢的。”邦妮说。

娜奥米的青春期是通过在房间里写诗或在浴室实验化妆品度过的。邦妮充满恐惧。她担心娜奥米会变成废物，只想着在镜子前穿衣打扮。还有更糟糕的。娜奥米深受某种精神幽闭恐惧的折磨：她曾抑郁地断定，不论自己选哪条路——循规蹈矩或是反叛，律师或是流浪诗人——都可能一样地老套和荒谬。所以甚至是她父母对于快乐的想法——通常总是在做作、人为的原始条件下，走进自然、关照某人的身体需要，对她来说，这些行为更加证明了他们不可救药的蹩脚，他们和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不久后她中学毕业，两场灾难性的事件消除了她对父母和他们政治信仰的敌意。第一件事是她母亲得了严重中风。娜奥米在邦妮住院的那6个月陪在她身边。之后，在多伦多大学第一学期期间，一个持枪者在蒙特利尔工程学院杀死14名妇女，并声称：“我恨女权主义者。”从那时开始，她决定称自己为女权主义者。

娜奥米大学大部分时间用来专研政治和新闻。三年级时，加拿大《环球邮报》给了她一份工作，她接受了这份工作，离开学校。23岁时，她成为《This Magazine》的编辑。一年后，她开始对左派的状况感到灰心——她感觉除了总是被不同意见者激怒外，左派已无话可说——她决定重返校园。

当她1996年回到学校，她发现一切都变了。在她作为大学肄业生工作那段时间，她的全部时间都用来抗议女性被压抑的表达和在课程、媒体上不断被边缘化；1989年的学校政治通常意味着身份政治，但是1996年的学生们已不再对身份问题感兴趣，他们更多谈论的是经济学。当时，各种公司开始攻占学校：软饮料公司正在谈判独家交易；广告出现在学生寝室。空气中洋溢着一种公司文化无处不在的气息——这些公司甚至比政府更有权力，但除了他们的股东，他们不对任何人负责。

同一时期，大公司开始从美国撤出，在海外开设工厂，无论从视觉上还是精神上，他们变得无处不在，用潜移默化的方式将他们的品牌标识扩展到之前属于公共空间的地方。年轻的活动家们发现这尤其令人反感，或许因为那些企业入侵最有效的地方之一是年轻人和激进主义者的地盘，他们将反叛文化如此深地植入到广告业中，以至于抵抗似乎是无用的。

娜奥米又一次离开学校，开始写一本书，试图剖析暗中为害的新品牌文化。

No Logo

从6岁起，娜奥米就迷上了各种品牌的名字，她也是一个全心全意的购买者。对于那些从家用汽车后座窗口看出去看到的耀眼符号：麦当劳、德士古、汉堡王，特别是壳牌那华美的荧光黄标志，她早已有了深刻的品牌认同。她曾在自己的T恤上用针线缝上小小的假鳄鱼，以便那些衣服能看上去像是 Lacoste牌的。

“软饮料和电脑品牌在我们的文化中扮演神的角色。”她后来写道，“它们正在创造我们时代最强有力的图像，它们是建立我们时代最具乌托邦效果的纪念碑的人。”

1999年11月30日，上万抗议者让西雅图世贸组织的会议关闭，这场抗议行动发生时，一本关于品牌和它们激起的新运动的书，《No Logo：颠覆品牌全球统治》正在印刷中，一件出版业不同寻常的幸事发生了。对于西雅图抗议行动的出现，老左派百思不得其解，这场抗议似乎是凭空出现的，而《No Logo》和娜奥米解释了这一切。这本书关注的是一场由公司化“超级品牌”在公共空间发动的战役，也是反击这种公司霸权战争的第一个信号。娜奥米让那些当时从未关注过政治、30岁以下的一代人发出了自己的声音，Radiohead乐队也从《No Logo》获得启发，曾在自己的英国巡演中完全禁止放置企业广告，乐队吉他手 Ed O'Brien说：“《No Logo》让我感觉没那么孤独了。她写出了每一件我曾在头脑中尝试想清楚的事，太令人振奋了。”

娜奥米的说法始于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一点。她说，通过无所不在的影响，商标成为“离我们最近的国际语言”。全世界60多亿人，大多数人都认识麦当劳或可口可乐的标志——我们被自己正在售卖的商品连为一体。

“我是透过品牌，即企业如何建立品牌这块棱镜来看这件事的。我所观察的就是这样一种企业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说：如果你想成功，你要创造的不是某种产品而是一个品牌。那就意味着，球鞋、咖啡、电脑等对于一个成功跨国企业来说，都是次要的，因为他们真正的产品是想法和所谓创意，也即它们在我们的文化中生产的意义。”

在娜奥米看来，最不可饶恕的是这种品牌策略中所蕴含的背叛和欺骗，“所有品牌，都是把一些很基本的消费品放在神坛上，让它们代表一些它们原本不代表的东西。”而其力量又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追随他们的年轻人经常会被沮丧和失望所笼罩，因为他们想要买进的是生活方式，但把东西拎回家后，却发现它只是一部普通的手提电脑。

现在，在《No Logo》出版十多年后，品牌营销技巧已变得更加娴熟，对环境更有适应性了。2009年5月，绝对伏特加在世界范围推出的一款量产特殊包装，绝对伏特加©无印。这家公司的全球公关总监Kristina Hagbard就此作出说明：这是我们第一次敢于一丝不挂地面对世界。我们推出一个完全没有标识的瓶子来证实这种想法：包装如何是不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里面的东西。”

几个月后，星巴克在西雅图开了首家无品牌咖啡店，起名叫“15大街咖啡和茶”，这家“低调星巴克”（因为反常反而立刻广为人知）里的灯具都是“独一无二”的，消费者可以自带音乐在店里播放——所有措施都是为了进一步完善这家公司创建的所谓“个性化社区”。消费者很费劲才能找到菜单上印得很小的几个字：星巴克授权。星巴克高级副总裁Tim Pfeiffer解释说，不同于普通星巴克店面的千篇一律，“这家店是个小街坊咖啡店。”在花了20多年将自己的品牌Logo铺满全世界超过16000个店面后，星巴克现在开始尝试摆脱自己的品牌。

但是，在过去的十年中，娜奥米对此发展并没有写出什么东西。有一天她在读威廉·吉布森的小说《模式识别》时，明白了自己为什么对此避而不谈。这本书的主人公Cayce Pollard对各种品牌都很反感。这种对市场符号学的病态反应有时会强烈到她甚至要把自己Levi's牛仔裤上的扣子在地上打磨光滑，以便能看不出品牌的标识。

当娜奥米读到这些句子时，她立刻认识到，自己也有过类似的苦恼。写作《No Logo》的过程中，她有四年时间完全浸入到广告文化中，搜索企业协作的最新创新，阅读损害灵魂的、教读者如何确立个人品牌价值的商业书籍，去耐克城、巨型购物中心、被品牌覆盖的外包城镇做短途旅行。尽管有些旅行也很有趣，但最终，她似乎跨过了某种界限，就像Cayce那样，开始对品牌心生反感。

娜奥米此后改变了自己的研究主题。在《No Logo 》出版不到一年后，她发布了一个私人禁令，不再谈论任何企业品牌。

“但是难道你不是你自己的品牌？”聪明的记者总会问她这样的问题。

“可能是，但我正尽可能让自己成为最没用的一个。”娜奥米会回答说。

在娜奥米看来，将关注主题从品牌转向政治并不是什么崇高的牺牲行为，因为正是政治最先将她带入市场营销领域的。她作为记者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她和她这一代人受限的工作选择——“伴随无处不在的对血汗工厂劳工的压迫，大公司生产出卖给我们的品牌服装，提供给我们的只能是越来越多的短期合同和麦当劳销售员式的工作。”

她的目光开始投向更深远之处，从产品如何在无监管的全球供应链中制造出来，到农业工业化和商品价格。接下来，她开始透过自由贸易合约，聚焦于WTO，去关注被锁定在这种野蛮西方准则里的政治和金钱之间的关系，以及为什么追随他们成为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紧急贷款的先决条件。总而言之，她开始关注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

反叛

2002年，娜奥米和自己的丈夫艾维·路易斯决定结束聚少离多的生活，做一个共同项目：拍一部片子。他们都厌倦了总是与什么对抗的状态，想找点让自己感觉舒服的东西。他们去了阿根廷，最终拍出了纪录片《The Take》，讲述一群百叶窗工厂的失业工人闯入原来的工厂，并作为一个集体重新创业的感人故事。拍摄时期，布宜诺斯艾利斯整座城市正处于混乱中，他们所拍摄的抗议活动时不时就变成暴动，警察通常都会开枪。他们俩不断讨论接下来该做什么，艾维想走，娜奥米想留。“我一直劝我们工作组的小伙子们，别让自己处于危险境地。我会说：大家注意安全，这不是在我们的国家，我们在这里最好是作为一个休戚与共的集体，还不是送死的时候。”艾维说。但娜奥米认为：“原则问题是，如果某事发生，而我们是仅有的目击者，我们有对后世负责的责任。”

娜奥米和艾维在大多数政治问题上看法相同，但娜奥米看上去更像是随时准备打破什么东西的人，更愤世嫉俗，更愤怒。“我觉得艾维是因为太聪明以至于不能拒绝革命运动，我认为在加拿大那样的环境中，越来越多的改变是有意义的；但是在墨西哥恰帕斯山地地区则没必要去追求什么意义。我不会对游击队暴力盲目崇拜，但我认为在某种情况下，人们拿起武器有其合理性。我们曾为此而战。”娜奥米说。

不同于经受过磨难的前共产主义者后代娜奥米，艾维出生于一个受人尊敬的政治家庭，家人是社会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过去100年，路易斯家族的政治信仰几乎没有改变过，艾维的曾祖父是波兰东北部某个小镇上的犹太劳工联盟领袖，这是一个非宗教性质的社会主义政党。联盟是反布尔什维克的；他们认为革命应该通过民主进程来完成，即使这意味着妥协。联盟的座右铭是：“在不完全正确的方向上跟随群众，也好过脱离群众而保持纯粹。”

1921年，因为害怕被红军杀害，艾维的曾祖父逃往加拿大。他的儿子戴维·刘易斯成为加拿大民主社会主义党，即新民主党的全国领袖。戴维的儿子斯蒂芬、艾维的父亲，也追随家族传统，32岁即当选为安大略省新民主党领袖。艾维的母亲米歇尔·兰兹伯格是一名记者，因参与女权主义运动和她激进的左翼政治信仰而在加拿大广为人知。

斯蒂芬·路易斯30年前退休，戴维·刘易斯死于1981年，但是刘易斯家族在加拿大仍广为人知并深受爱戴。斯蒂芬·刘易斯说：“我生活在一个幻想世界，在其中你应该说出自己的信仰，而不应该逃避，如果逃避，选民们可能不会接受。我现在更加原教旨主义了，对资本主义完全没耐心。在这个丑陋的国际体系中，我根本没看到什么正面的东西。这就是我为什么接受了娜奥米关于世界运行方式的观点。”

“我父母那一代人都有一种挫败感，”艾维说，“他们成长于战后，那时的人们认为世界似乎是可以被改变的——福利国家建立起来，它必须被保护和扩展。但是对这块大陆上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成年生活被生活水准的长期恶化所包围。随着之前取得的成果在60和70年代被大范围铲除，他们变得绝望起来。而娜奥米和我成长于集体性对抗即将再次起步阶段，我们可能会悲观，但我们没有挫败感，因为我们从未有过奢侈的希望。”

即使如此，他们的父母还是认为应该做点什么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娜奥米和艾维却没有那么确定。“娜奥米负起了对倾听她、非常严肃地看待她的那些年轻人的责任，”艾维说，“正是因此，她拒绝说，‘你必须做取舍，我们必须组织起来并为此而战。’少数人知道答案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的鲜明特性，这也是我为什么从未真正涉足政治的原因之一。所以当人们看着我们，希望从我们身上找到之前那代人拥有的确定性时，对我们俩而言会觉得很难处理这种局面。’”娜奥米真正喜欢的少数几个政治领袖人物之一是墨西哥查巴达民族解放军的副司令马科斯，后者就是因其神秘和不确定性激起了广泛崇拜。

娜奥米认为政党没有多大用处。当有人就此问她时，她解释说，她已经见过不少解放运动被获选的政客背叛。然而，她的不耐烦显然有更深层的原因：她似乎厌恶任何政党，乃至任何政府，以一种很感官的、类似于米尔顿·弗里德曼采取的方式。原则上，她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但她不信任中央集权、社会公共机构、党纲、理论——所有的一切，除了那些小型的、局部的、临时的、自发的行动。基本上，她完全不喜欢别人告诉她该怎么做。

《休克主义》很清楚地表明了她有多么鄙视政治。她常常会将不同的右翼集团合并——新保守派、裙带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到头来，《休克主义》与其说是反弗里德曼的，不如说是反企业的。她的优点——跟着钱的流向走，总是对谁从中受益发问，将左派拉回到经济分析领域——这一点左派已经在“个人即政治”时代遗忘了。但她的优点也是她的缺点，她的唯物主义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她简直不相信政治有存在的必要。

娜奥米认为，如果社会运动变得足够巨大、足够有破坏性，以至于政客们不能再忽视他们，改变就将出现。这是她和她的婆家持续进行的另一个争论：社会运动能不能带来真正的变革。斯蒂芬·刘易斯很容易受到他们魅力的感染，但他说白了仍然是一个政治家：“娜奥米和艾维深刻的怀疑主义不同于我的怀疑主义，尽管他们比我有更多证据。历史上有一段时期，像艾维和娜奥米那样的人实际上认为社会运动能够接管一切。但是你可能能发起一场绿色运动来影响碳排放税，可能能发起一场战役来解除核武，为军备竞赛降温，但是你绝不可能发起一场全能的运动解决从日托到外国援助等每件事，看到它作为总体布局的一部分来改变世界。这必须通过政治来做。”

而娜奥米是那种一旦发现自己成为社会运动中举足轻重的人，就会受不了的人。激进主义者们是那么诚挚、那么专注，那么像她的父母。“示威游行让我感到沮丧，出去散步，喊口号——我对此毫无感觉。”她曾说。

她唯一喜欢的抗议方式是野皮士（Yippie，即青年国际党）那种，足够戏剧性以至充满娱乐感，足够自嘲以至可以将那种郑重其事和一本正经稀释到她可以忍受的程度。例如，2001年在抗议加拿大魁北克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举行时，官员们用高高的防护栏将自己围起来，一群激进主义者搭起了中世纪式的木制弩炮，向上面投掷泰迪熊。“魁北克城完全疯了。这就是那些时刻之一，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存在这样一些突破性时刻、解放的时刻、兴奋的时刻。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有人向他们投掷催泪弹，但他们仍然非常享受，与警察玩捉迷藏游戏。我之所以喜欢这个，是因为整个城市都加入进来了。”她说。

奥巴马品牌

娜奥米和艾维都对巴拉克·奥巴马持保留态度。“我也在集会上看过他讲话，我感受到了那种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的感觉——让人毛骨悚然。我们渴望灵感，总是分析研究某样东西的生活是暗淡的，但是奥巴马创造出来的主要感觉，于我而言是一种恐惧，因为我看到人们在自欺。”

最近几年，娜奥米又开始做一些她发誓早就不再做的事：重新阅读《No Logo》里提到的品牌大鳄的信息。然而，这次，她不是为了去了解购物中心正在发生什么，而是为了了解白宫正在发生什么——起初是在乔治·W·布什任期，现在是在奥巴马任期，在娜奥米看来，后者是首位其本身也是个超级品牌的美国总统。

娜奥米从来没有对任何政治家有过多期望，所以根本没有浪费时间来幻想奥巴马可能会更开明。“当我第一次看到‘黑眼豆豆’主唱will.i.am制作，由众多名人参与，将那篇马丁·路德·金式的奥巴马演讲即诵即吟的视频《是的，我们做得到》（Yes We Can）时，我想：终于，一个政客有了像耐克一样酷的广告了。”在她看来，这一口号简直是百搭，几乎和耐克的“Just Do It”一样棒。

广告业也同意娜奥米的观点。在奥巴马赢得总统竞选之前几周，他击败耐克、苹果、Coors和Zappos，赢得美国广告业主协会颁发的“年度营销商”奖项。这当然是一种转变。在上世纪90年代，品牌全面抢了政治的风头。如今，公司品牌们都冲过来将奥巴马的隐喻合并进自己的品牌营销战略中（百事的“选择改变”活动，宜家的“拥抱改变‘09”，及美国西南航空公司的“是的，我们做得到”机票）。

“左派走向中心位置是一个必须完成的工作，”娜奥米曾说，“赶快走出去，说点疯狂的东西吧！这样，那些政客必须采取冒更高风险的立场才能显得更合理。”

“娜奥米是一个模式识别者，”艾维说，“有些人会觉得她选取的事例具有倾向性以适合于她的命题。但她的优点是帮助人们去辨认世界上存在的模式，因为这是带来改变的根本性一步。”面对奥巴马品牌这个问题，她照样发扬了自己的长处，尽管其中依然不乏她一直被诟病的选取事例过于有倾向性的问题。

下面内容，节选自娜奥米今年1月在《卫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实际上，奥巴马和他家庭碰过的任何东西都被点石成金。休闲服装品牌J Crew 的股价在奥巴马任期的头6个月增值200%，这部分要感谢米歇尔·奥巴马广为人知的对该品牌的钟爱。奥巴马被讨论很多的对黑莓手机的喜爱对动态研究（RIM）公司也是同样的好消息。在目前这个艰难时期最可靠的销售杂志报纸的方式就是封面上来一幅奥巴马的肖像。2009年2月，当时还没有停刊的《Portfolio》杂志计算了一下“奥巴马经济”的规模——由他催生的旅游业和他所激发的饰品业——25亿美元。这在经济危机时期完全不是坏事。

……奥巴马把白宫变成了一个永不落场的真人秀，其中的明星是惹人喜爱的奥巴马部落。我们也能从中找到90年代中期品牌大流行时的痕迹，……顾客们通过在品牌神殿中购买商品，以领会他们喜爱品牌所宣扬的个性。问题并不是奥巴马像超级品牌那样使用同样的伎俩和工具；如今，任何人如果想在文化上有所作为，可能都必须做类似的事。问题是，在他之前，已经有那么多其他宣扬某种生活方式的品牌了，他的行动并不能支撑起他所激起的希望。

按照娜奥米的设想，他们这些激进主义者所做的，就是先追打一个品牌，然后到整个经济制度，以及政治制度。而不论如何，所有的焦点最终将回到政治上。所有那些受到抵抗的大型会议，被曝光、被谴责的政商财团行为，奥巴马这一品牌营销手段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所有这场运动所关涉的问题，以及它们将来会被记起的方式，就是这些事件令金钱世界赤裸现身。如果权力要从政府转移到企业，“那我们就去权力所在的地方吧，我们就送我们的政府最后一程。”

我有一个很常见的矛盾心理，类似于我过去看到像耐克、苹果这样的品牌在他们形而上学的品牌推广战役中开始使用革命者肖像带给我的感觉。他们昂贵的市场调查让他们知道，人们对某种不仅仅是购买的东西的渴望——对社会改革、对公共空间、对更加平等和多样性的渴望。当然，品牌一直尝试开发这种渴望，以售出拿铁咖啡或是笔记本电脑。然而，对我来说，我们这些左派似乎应对此心怀感激，我们欠市场一笔债：我们的想法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过时。而既然品牌不能满足他们所唤起的深层欲望，那么社会运动就有了一个新的刺激物去尝试。

或许应该以同样的方式看待奥巴马。再一次地，市场调查为我们做了不少事。他的当选和全球对奥巴马品牌的支持有力地证明，进步论的改革大有市场——许许多多被酷刑击退的人并不希望市场在枪口下开放，他们热情地信仰公民自由，希望政商分家，将全球变暖看做是我们战斗的时刻，非常渴望参与超出自身利益的更广泛的政治计划。

这种具有改革性的目标只有当独立的社会运动蔚为大观，组织的力量壮大到可以向精英们提出强健要求之际才能实现。奥巴马通过利用我们对那种社会运动的怀念而赢得了总统职位。但是它仅仅是一个回声，一个记忆。前面等待我们的任务是创建一个真正的运动，就像美国著名口述历史学家斯特兹·特克尔曾说的：“希望从不消散，它总会不期而至。”

平行线

似乎还有一个疑问需要解决，《休克主义》中，为什么娜奥米会把弗里德曼放在那么突出的位置？在芝加哥大学那次演讲中，她曾提到自己家族被背叛的政治信仰：“我的祖父母是非常忠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曾热切地信仰苏联所代表的那种平等主义梦想，他们的幻想被苏联劳改营、严厉镇压、斯大林和希特勒签署的条约等现实粉碎了……左派对以其极端意识形态名义犯下的罪行负有责任，虽然我相信它有过一段发展非常良好的阶段……当你开始发布政策建议，当你开始向国家领导出谋划策，你就不再具备估算你的想法将如何影响世界的奢侈。你必须应对它们实际上将如何影响世界的问题，甚至在现实与你那些不切实际的理论发生抵触时。”

将弗里德曼比喻成一个魔鬼，可能是因为娜奥米想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划一条平行线，使两者的历史看起来尽可能相同。出于这个原因，她需要的不是混乱、实用主义、貌似可以均衡发展的公司资本主义，而是芝加哥学派那种纯正、乌托邦式的激进资本主义。

只是，信仰自由市场的暴力独裁者尽管有很多，仍然难以像斯大林损毁马克思那样，损毁弗里德曼的名望。不知为什么，皮诺切特、苏哈托、叶利钦等人的罪行更多被看做是这些人的个人行为——不管是他们对权力的强烈欲望，他们的贪婪，还是他们的酗酒行为。但娜奥米认为他们所有的罪孽都是资本主义的过错。她相信，弗里德曼的跟随者在他们的经济提议开始杀人时不再能通过摇头来逃避罪责。他们应该认识到自己是骗子、同谋、帮凶：他们应该承认他们的愚昧和助纣为虐，就像她祖父母和他们那一代共产主义者曾被迫这么做一样。

这种将弗里德曼妖魔化的做法令娜奥米受到很多质疑，她后来的态度显然有所缓和，发表声明说：解析灾难与自由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绝非是主张阴谋论，灾难不是人为刻意制造的，但它的确为自由市场经济的推行提供了契机。不过另一方面，她认为，虽然事实真相没有（阴谋论）那么恶毒，却更加危险。从当前我们的生存环境来看，“由于天气和政治温度都升到沸腾的地步，未来的灾难不需要靠阴谋策划。所有迹象都显示，只要我们继续维持目前的走向，灾难会不断发生，强度会愈来愈惊人。”

不论她选取的事例是否有太强的倾向性，对娜奥米来说，一切还是很清楚，金融危机证明了她一直在讲的东西，她需要继续做的只是对更多的人发表更多的演讲，把事情解释得足够有说服力，及时抓住各种可能出现的新浪潮并为之推波助澜，提出人们能够接受的切实可行的方案。全球左派可能将因她的行动而停止迷茫，而右派则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道歉。

——虽然这看起来不太可能发生，但显然，她仍会继续尝试。